文 | 丁毅超

一个律师式首相的两年滑坠

2026年6月22日上午，英国首相斯塔默站在唐宁街10号门前宣布辞职。用他自己的说法，自己已经听到了党内的回答，并以体面接受这个答案。至于这是否真得体面，可能只有斯塔默自己才知道。

斯塔默成为期货死人的过程远比大多数人想象得要早得多。早在2024年秋天，上任仅两个月的工党政府宣布削减冬季燃料补贴就是斯塔默领导力溃散的直接表现。当时的工党政府以财政纪律为目标，希望削减英国的赤字。财政大臣里夫斯更是强调本届政府需要对上届保守党政府留下的220亿英镑财政黑洞负责。

这在财政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斯塔默也第一次展现了自己的“从善如流”。在党内民意强大的反对下，他直接掉头180度，宣布继续实行补贴。作为代价，斯塔默的支持率转为负数，此后再没回来过。

破窗效应只有一次和无数次。既然斯塔默可以在冬季燃料补贴上投降，那么也可以在别的问题投降。这形成了一个极具讽刺性的恶性循环。斯塔默越投降越被人厌恶，越被人厌恶就越没有政治资本拒绝投降。

爱泼斯坦档案公开后的曼德尔森任命事件更是将他直接推进深渊。到2026年1月，YouGov民调显示75%的受访者对斯塔默持负面看法，净支持率跌至负57。这种支持率水准也只有在任47天就辞职的特拉斯可以一战。

很多读者可能不能理解这种支持率究竟意味着什么。简单而言，斯塔默本人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毒素。他的不受欢迎不是因为某项具体政策引发了连锁反应，而是反过来，人们因为厌恶他这个人而连带抵触他推出的一切。

2025年9月的数字身份证事件是最好的例子。身份证制度此前在英国民调中一直拥有多数支持，但斯塔默亲自宣布推行后，公众态度急转直下，反对率迅速超过支持率。如果不是潜在的各路工党大佬都不想承担5月份地方选举必然败选的责任，斯塔默可能连年初都不一定熬得过去。

果不其然，在5月份的地方选举中，工党再次遭受了科尔宾在2019年创造的史诗级大败。它失去了近1500个地方议员席位和38个议会的控制权，而改革党从几乎为零一跃夺得1453席。

威尔士更是历史性地结束了工党长达百年的主导地位。威尔士工党直接沦落为第三名。首席部长摩根丢掉了自己的选区议席，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在选举中落败的在任政府首脑。甚至如果不是地方选举不是全部统一时间改选，工党丢掉的席位还会更多。

斯塔默在地方选举惨败后说了一句日后被反复引用的话，大意是他不会逃避挑战，不会让国家陷入混乱。

然而这恰恰就是问题本身。从燃料补贴到地方选举，他面对每一次警告的反应都是否认严重性，把败选说成艰难但可以克服。这种律师式的辩护本能，试图用理性话术覆盖情感现实，让他与选民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当伯纳姆最终在以54.8%的得票率赢下梅克菲尔德补选重返议会时，斯塔默的命运已经被宣判。他周五晚间还信誓旦旦地说我不会走，到周一早上就站在唐宁街宣读辞职声明。

仅仅归咎于斯塔默个人是不够的。工党正被两股相反方向的力量同时撕扯，而这道裂痕在很大程度上是工党自己挖出来的。

工党的名字里写着“Labour”。它脱胎于工会运动，代表码头工人和矿工的利益。但从布莱尔时代起，工党主动选择了转型，拥抱全球化和文化进步主义，将自己重塑为以城市中产和大学教育群体为核心的政党。

布莱尔和布朗政府深度参与了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构建，推动伦敦金融城去监管和公共服务外包化。这些政策在短期内制造了漂亮的经济增长数字，长期中却掏空了工党自身的阶级基础。北英格兰的工厂在关门，工党的精英们在伦敦讨论创意产业。

这种转型之所以长期没有引爆选举危机，是因为阶级身份产生的历史惯性仍然是英国政治最主要的分裂轴线。只要阶级认同还是选民的首要政治身份，工人和大学教授在文化问题上的分歧就会被压在经济共识之下。他们可能在移民和国族认同上意见相左，但在富人应该多交税这件事上站在同一边。

2016年的脱欧公投改变了一切，它像一次强制分类，迫使每个选民在新轴线上亮明位置。拥有大学学历的选民以68%对32%投票留欧，仅有中学学历的选民以70%对30%投票脱欧。这不是经济阶级的分野，是文化认同的分野。而工党的两半选民恰恰站在这条新断层线的两端。

此后的每一次选举都在固化这条断层。2016年之前，没有大学学历的选民在1979年以来的每一次大选中都倾向于投工党。2016年之后这个关系翻转了，大学毕业生反而成了工党的核心票仓。到2024年大选，工党在专业管理阶层中得票42%，在体力劳动阶层中只有30%。一个名字叫劳动的政党，在劳动者中的号召力反而更弱。

移民议题是这条新轴线上最具爆炸性的引信。对后工业社区的居民来说，大规模移民意味着社区面貌在一代人之间急剧改变，公共服务资源面临竞争。对城市大学毕业生来说，移民意味着活力和多样性。两种体验都是真实的，但指向完全相反的政策诉求。

工党数十年来的策略就是回避这个矛盾，把注意力引向别处。脱欧公投证明回避失效了。当选民被强迫选边站时，工党联盟的两半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

2019年大选是这一裂痕全面暴露的时刻，工党遭遇自1935年以来最惨的失败，北英格兰红墙选区集体翻盘。斯塔默作为震后修复者上台，系统性地清除科尔宾路线的影响。

但他的2024年胜选不意味着修复成功，它意味着对手出了更大的问题。工党仅获得33.7%的选票，以全国三分之一的选票拿到了议会近三分之二的席位。原因很简单，保守阵营分裂了。改革党吸走了27%的保守党2019年选民，右翼选票被一分为二。这在简单多数制下，等同于保送工党胜出。

换言之，工党从执政第一天起就坐在虚假的多数之上。只要向右回应工人阶层对移民的焦虑，城市选民就会涌向绿党，2026年伦敦多个自治区被绿党夺走就是明证。而如果向左巩固进步主义基本盘，北方腹地就继续倒向改革党。以至于《卫报》直接指出，英国现在不是两党制，而是五党制了。

伯纳姆被视为救星。他来自工党的软左翼。他在大曼彻斯特市长任上与工人阶层建立了对话，同时不至于让进步派反感。但个人魅力不能替代结构性答案，他面对的是和斯塔默完全一样的选民版图，一条已经炸开的文化断层线。

而且这条断层线不是英国特产，德国社民党的命运是最清晰的平行案例。施罗德2003年推出2010议程改革，亲手摧毁了社民党与工会运动之间的纽带。到2025年联邦大选，社民党得票率跌至16.4%，1887年以来的最低点。当然以今年6月的支持率看，它连16%都没有了，已经和左翼党一个水平。

法国社会党的崩溃更为彻底。从密特朗1983年的紧缩转向到奥朗德执政期间与中右翼的政策趋同，社会党在2017年总统选举中以6.36%的得票率查无此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第三条道路浪潮，是中左翼政党集体选择了与新自由主义秩序和解。它们用文化进步主义填补经济议程的空白，在性别平等和气候叙事上寻找新的合法性来源。这在经济增长掩盖再分配萎缩的年代行得通。

然而增长停滞之后，中左翼政党发现自己无法回到凯恩斯主义，因为它们帮助建造的制度框架限制了这种回归，同时也无法继续用文化进步主义安抚真切感受到经济痛苦的选民。

传统产业工人对快速的人口结构变化和多元文化议程有真实的抵触，这种抵触不只是经济焦虑的附带产物，而是一种独立的文化立场。他们重视社区的稳定和熟悉感，重视在一个可辨识的文化环境中生活，这些诉求对他们来说和工资同样重要。

把这种文化保守主义还原为其实只是对工资停滞不满，恰恰是中左翼精英数十年来回避问题的方式。而新兴服务业中出现的那些咖啡师工会和零工经济工会，虽然同样打着劳工权益的旗号，在文化议题上却与传统产业工人几乎对立。当中左翼的话语体系越来越像大学研讨会而不像工厂食堂时，选民的出走就不是背叛，而是合乎情理的政治选择。

一套正在自我拆解的秩序

中左翼的衰落如果仅仅理解为政党政治的起落，那就低估了正在发生之事的规模。更尖锐的判断是，我们目睹的不只是一类政党的危机，而是战后自由民主体制的一次底层松动。民粹主义的壮大与其说是对这个体制的威胁，不如说是它自身矛盾的产物。

进步左翼党解释把一切问题归结为分配的失败。这个分析不算错，但从现实看，它似乎不足以解释现实的复杂性。从逻辑上来说，如果危机只是关于谁拿到了多少，那么重新谈判分配方案就能修复合法性。欧洲中左翼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也不是没有进行再分配，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问题是，但这解释不了为什么今日右翼民粹主义似乎比左翼民粹主义更具动员力，也解释不了为什么即便在福利体系相对完善的北欧国家，民粹右翼同样在壮大。

更深层的问题不在分配，在意义。战后秩序之所以能运转，不只是因为人们在变富，还因为它嵌套在一个尚未被完全溶解的意义网络之中。民族认同给人提供我是谁的答案，社区归属给人提供我属于哪里的锚点。物质交付是在这个意义网络内部发生的，脱离了它，单纯的经济增长数字无法独立支撑政治合法性。

而现代性的内在逻辑，个人主义、市场流动性、普世主义，恰恰在系统性地溶解这个网络。工厂关闭不只是一个经济事件，它同时摧毁了围绕工厂组织起来的整个社会生态。全球劳动力自由流动不只是一个效率问题，它同时改变了社区的人口构成和文化面貌。去工业化的城镇失去的不只是工作岗位，还有意义本身。

这就是为什么分配框架不够用。后工业社区的不满不只是我们分到的太少了，更是我们的世界消失了。换言之，你可以给一个前矿工发放更多福利，但你无法用转移支付重建他曾经认识每一个邻居的那条街道。民众需要被回应的不是分配焦虑，而是存在焦虑。

理解了这一点，右翼民粹主义为何比左翼民粹主义更先膨胀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问题。如果危机的核心是意义的溶解而非分配的失败，那么哪一种政治力量更能回应意义问题，哪一种就占据先手。

右翼民粹主义的全部话语都围绕意义展开。民族、文化、“我们”，这些口号的力量不在于它们承诺了什么具体的经济政策，而在于它们直接触及了归属感和主体性。左翼民粹主义的话语则仍然在分配的轨道上运行。这些方案也许是否正确可以悬置，但它们回应的是另一种焦虑。对一个感到自己的社区面目全非、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再被尊重的前产业工人来说，一张更大的福利支票并不能弥补他真正失去的东西。

前文分析的教育断层线在这里扮演了加速器的角色。对意义丧失感受最痛切的群体，也就是后工业社区的非大学毕业者，恰好也是文化上最社区主义的群体，他们更倾向于用民族和归属感来理解自己的处境。而拥有构建系统性左翼批判所需知识工具的群体，恰好是从进步主义文化秩序中获益更多的群体。他们体验到的不是意义的丧失而是意义的充盈。

夺回国家这个口号也应该从意义而非制度的角度来理解。民粹主义要夺回的不只是政府机构的控制权，更是定义我们是谁的权力。当进步主义精英告诉人们“身份是流动的、归属感是想象的建构”时，民粹主义的回答是“不，我们知道自己是谁”。

就像特朗普要的不是小政府，而是他的政府。但比这更根本的是，他要的是一种特定的国家叙事。西方左翼民粹主义在这个层面上天然处于劣势，因为它继承了太多进步主义的普世主义前提，无法彻底拥抱特殊主义的身份叙事。它的改造方案在选民眼中和现有建制缺乏辨识度。

中左翼政党腾出的空间因此也需要重新定义。那不只是一个政策空间，更是一个意义空间。当中左翼放弃了社区保护和经济民族主义的话语，放弃了我们照顾我们自己这种带有排他性但也带有归属感的语言时，这片意义的真空没有消失，只是等来了另一个填充者。

改革党横扫英格兰北方工业城镇，德国选择党在鲁尔区崛起，不是极右翼蛊惑了工人阶级，是工人阶级在一个意义荒原上找到了唯一愿意和他们说同一种语言的政治力量。

右翼民粹当然不必然通向良治。匈牙利欧尔班十六年执政的结局是制度腐败和经济停滞，马扎尔在2026年4月将其击败。但这不是进步秩序的复辟。马扎尔本人就是从青民盟体制内走出来的，他的胜选与其说是对民粹主义的否定，不如说是民粹主义的迭代升级。

就像梅洛尼不是对贝卢斯科尼的否定，而是意大利右翼民粹的2.0版本。她保留了身份政治的动员逻辑，治理上更务实，更懂得和布鲁塞尔打交道。目前欧洲正在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看到的是，民粹执政者可能因为无能而被替换，但替换他们的不是进步秩序的回归，而是更精明的民粹主义。

说到底，斯塔默的失败说到底是一个更大故事的缩影。他试图用管理主义的精确来回应一个需要重建意义的时代，好像只要把预算表做平，选民就会恢复信任。

这种做法根本错误不在技术层面，而在于它假设旧秩序仍然具有合法性，只需要更好的执行者。但当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旧秩序溶解了他们赖以栖身的世界时，高效地运行旧秩序不是解决方案，而是对问题的承认。唐宁街10号的讲台在过去十年里见证了太多辞职声明。它唯一证明的事情是，换一个人站在上面并不能改变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