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4日，美国以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将恒力石化等5家中国核心炼化企业、40家关联航运公司列入OFAC最高级别SDN制裁清单。该制裁具备极强的金融杀伤力，不仅冻结相关主体的美元资产，禁止其参与全球美元清算，更迫使全球金融机构规避合作，直接切断了部分中国实体的美元融资与跨境结算通道，属于精准打击中国实体产业的金融遏制手段。
过往也有一些企业，遭遇过美国的金融制裁，尤其是军工、航空航天、高科技公司。中国政府这边则是默默帮企业曲线救国。国内银行为了海外业务，也都会按照美方的要求，断了与这些企业的往来。
这次则不同，5月2日，中国商务部发布重磅公告，正式落地全面阻断禁令，依据《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明确要求国内所有市场主体：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华单边制裁。同时划定红线，所有在华经营的内外资机构，若违规配合美国制裁，将面临巨额赔偿与法律追责。
这一纸公告，成为了中美金融博弈的标志性转折点，意味着中国开始以国家之力，对抗美国单边金融制裁。这其中最难受的是那些跨境金融机构。不管听哪一边的，都会受另一边制裁。至于中国的目的，则是为了推动全球金融体系摆脱单一美元主导的困局。
简单点说，既然美国觉得中国的产业链优势太大，逼迫企业跟着美国的指挥棒，打造一条“去中国化的产业链”做备份。那中国为了防御美国用金融霸权打击中国，也同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利用自身的贸易优势要求全球金融企业也专门为中国打造一条“去美国化的金融结算链”。
虽然山雨欲来风满楼，贸易战还战火未熄，金融战的前奏又来了。不过看完这篇文章，相信大家会得出个结论，最重要的仍然是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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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金体系”的诞生
想了解金融战会不会打，就得先溯源下美国的金融霸权是怎么来的。
1944年，在二战行将结束时，同盟国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酒店召开了首次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议题则是探讨如何在战后建立全球化的金融秩序。当时作为前代霸主的大英帝国，以及新晋霸主的美国，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美国的叫“怀特计划”，英国的叫“凯恩斯计划”。最终确定的国际金融体系就被称之为“布雷顿森林体系”。
过往的时候，各国都是“金本位”制度，货币说到底就是黄金的代币。银行原则上有多少黄金就发多少货币，可以打时间差超发一些，但必须保证货币和黄金之间随时能兑换。一旦超发碰上挤兑那就崩盘了。
大英帝国的巅峰期是在1880年-1900年，那时英国官方黄金储备，最高能占全球央行总量的50%+。因此，当时的英国可以说是“金本位”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掌握着全球贸易与金融的霸权。不过随着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工业国，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消耗。二战结束时，英国的黄金储备全球占比已经不足5%了。反之美国的占比，则达到了惊人的70%+（1949年达73.4%）。
这种情况下，凯恩斯便建议大家都别把货币跟黄金挂钩了，一起搞个“国际清算联盟”，由这个联盟发行一种叫“银行币”（Bancor）的超主权货币，作为全球唯一的结算与储备货币。这相当于主要国家一起合伙搞个全球央行。既然是合伙做生意，那按理说就应该按认缴资金来分配投票钱。问题是英国搞这个方案就是因为自己没钱，如果这样搞的话，美国财大气粗的，英国人相当于替美国人作了嫁衣。
英国的方案很鸡贼，提出按二战前三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占比来分配额度。美国战前虽然是世界第一工业国，但长期搞孤立主义，用高关税政策保护国内企业，所以进出口贸易额并不是第一，占比在12-14%之间；大英国帝国则不一样，全球到处都是殖民地，殖民地之间的贸易都算进出口，算下来能比美国多10个点，妥妥的全球第一。
这样搞，美国肯定不会答应，所以才有了怀特的方案。怀特计划是先搞个“国际货币稳定基金（IMF前身）”，作为大家捆在一起的平台，然后大家根据自身实力认缴资金。最终美国的认缴份额最高达到31%（英国14.77%，苏联13.64%，中国6.25%，法国5.11%），联合国五常就占了71%，俨然就是一个金融版的联合国。以后关于全球货币政策的决策，就由这个稳定基金投票决定了。
美国的份额虽然最高，但也没超过1/3。投票这事有相对多数和绝对多数之分，相对多数就是超1/2，绝对多数就是超2/3。要是参照大多数国会的惯例，决定一般事情的话，超半数票就行了，重大决议的话的话需要2/3的票。这意味着理论上，要是哪一天美国做得太过分，其他国家联合起来，能把美国踢出局。于是在美国的主导下，重大决议通过比变成了85%。
换而言之，只要美国人不想通过的决议，就能够一票否决。如果美国想通过的事，则可以通过拉票达到目的。如果说在联合国，五常因为都有一票否决权而地位平等，那这个金融版联合国，其实就是美国说了算。这事往好了说，联合国因为五常都能说不，以至于效率低下；金融版联合国，好歹在美国主导下还能做成事。
布雷顿森林会议更重大的决议，是构建黄金—美元双锚体系。首先美元与黄金固定挂钩，每35美元可以兑换1盎司黄金；其次全球各国货币与美元固定挂钩，形成双层固定汇率体系。简单点说，就是美国来做全球央行，美元是黄金唯一的法定代币。
客观说，英国人的方案有点空手套白狼的意思，美国当时全球工业占比超50%，黄金储备占比超70%，又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海军（能保护海上贸易），怎么看也比英国靠谱。因此最终美国方案得以通过。美元与黄金就划上等号了，中国人以前把美元称之为“美金”，精妙的点出这这层关系。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更直白的表述是“美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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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美元的诞生
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了30多年，到了1971年终于支撑不下去了。根本原因在于，美元既然是全球储备货币，那需要用美元大量购买他国产品。也就是出口美元、进口商品，以达到收支平衡。从货物贸易的角度说，就是成为了个逆差国，各国用盈余的那部分美元，支撑流动性。结果美国作为全球最大工业国，贸易上一直是顺差，好不容易在1968、1969年短暂逆差后，1970年又变成顺差7.87亿美元。到了1971年，又突然变成了逆差47.93亿美元。
金融体系第一要的是稳定，稳定的基础则是信用。这么巨大的反差，难免会让人怀疑美国是不是难为为继，全靠超发美元支撑了（就像民国那些军阀一样）。这还真没冤枉美国，当时美国的黄金储备仅100多亿，但海外美元却超700亿。恐慌情绪下产生了挤兑现象，各国争相跑到美国要求兑换黄金。逼着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71年8月15日宣布 ：停止外国央行用美元兑换黄金，美元与黄金彻底脱钩，汇率也不再固定了（史称“尼克松金融冲击”）。自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解体。
布雷顿森林体系本就是为美国设计的，它的解体相当于美国破产。穷则思变，最好的办法不是在旧圈子里面想着再怎么分蛋糕、抢蛋糕，而是去看看外面有没有机会把蛋糕做大。问题是金融联合国当初表面已经把五常及95%以上的国家和经济体都包进去了，上哪去找新的增量？总不能去找外星人吧。
这个增量其实是有的。当年开会的时候二战还未结束，结果没多久冷战就开启了，苏联肯定不能呆在一个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里。因此1946年，苏联就拒绝履行认缴资金义务、退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转而自己和东欧附庸国搞了个“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用卢布来保证经互会体系的流动性。
1971年正是冷战高峰，双方的代理人战场遍布全球，比如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已经打了三次中东战争的中东地区。这种情况下，显然不可能是去跟苏联重新谈个方案。好在除了苏联以外，还有中国这个全球人口第一大国。1949年，一篇《别了司徒雷登》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心与美国切割。联合国的席位及国际货币稳定基金的席位，都由海峡对岸所占据；1960年，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则标志着中国与苏联决裂。中国被迫进入新的闭关自守阶段。
面对困局，尼克松将目光投向了中国，上任后主动取消部分对华贸易管制，释放信号。中国方面则于1970年国庆，邀请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登上天安门关礼。不过邀请这样一个美国政治的局外人，甚至被美国政治圈视为“反贼”的人，并没有让美国政府意识到中国的信号。直到1971年中国用乒乓外交再次释放善意，大喜过望的尼克松赶紧于当年7月，派出基辛格秘密访华。次年2月尼克松访华，双方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这次破冰为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以及融入美国主导的金融、经济秩序奠定了基础。日后中国的加入，也的确为美国建立一超霸权、击败苏联助力良多。尤其中国专注于制造和出口、美国专注于科技和金融霸权，中国用顺差盈余购买美国国债，让美元又回流美国的做法，看起来极为互补。以至于2007年，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提出了个“中美国”的概念，并得到了美国各界的普通认同。这个观点认为，中国是最大储蓄国、生产出口国，美国是最大消费国、进口国，二者已合二为一构成利益共同体。
然而鉴于中美关系冰冻已久，尤其中国还处在运动时期，双方建立互信还需要时日。因此拉中国入局这事，能为尼克松的执政加分，但并不能让美元重建信用。1973年5月，见美国已无力回天，固定汇率变成了浮动汇率且天天变，欧洲的银行们开始组建“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推动成立“国际资金清算系统”，目的是制定一套全球统一的金融通信网络系统，以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
客观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搞一套全球资金清算系统是必须的。当时华尔街的银行想自己搞，然后让大家来用，欧洲这边担心这个金融通讯网又被美国用来谋私利，才决定搞一个中立的通讯网。结果当年发生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又让美国成为了SWIFT的话事人。
1967年，以色列发动了第三次中东战争，用了6天时间夺取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以及巴勒斯坦人控制的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此后埃及作为阿拉伯联盟的带头大哥卧薪尝胆，要求苏联全力军援阿拉伯人的解放事业，并于1973年10月与叙利亚一起出兵，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其他阿拉伯国家也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尤其是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海湾石油国，战前就开始透过外交渠道向美欧发出威胁，如果要支持以色列，就不卖油给西方。
战争开启后，被打得措手不及的以色列节节败退。关键时间，尼克松决定全力军援以色列。在美国看来，石油是工业的血液，一旦阿拉伯国家在苏联的支持下消灭了以色列，那海湾的石油就会被苏联控制。反过来，如果以色列获胜，那美国就可以控制这些石油。要求沙特等国用美元结算石油。这样的话，就为美元找到了新的锚点。
最终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下反败为胜，埃及为了赎回西奈半岛不得不在美国的主持下与以色列和解建交。见大势已去，沙特于1974年与美国达成秘约，内容包括：1、沙特所有石油出口必须以美元计价、结算；2、沙特石油美元盈余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回流美国金融市场；3、美国承诺优先从沙特进口石油、开放金融市场给沙特；4、美国向沙特出售先进武器，并保障其安全。
次年，欧佩克的其它成员均接受了“石油只用美元计价结算”，并将大部分石油盈余，用来购买美国国债和武器。石油美元体系至此搭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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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战的标志
美元因与石油绑定而再次伟大，使得欧洲所主导成立的“国际资金清算系统”变成了为他人做嫁衣。毕竟这个系统只是建了一个信息网，“美元”才是这张信息高速网上流通的主要货物。美国完全可以因美元的强势地位，让这个貌似中立的机构为自己服务。
1977年，“国际资金清算系统”正式搭建成功，中国则是在改开后的1983年加入。1991年苏联解体，前苏联阵营国家集体投诚。这使得美国不仅成为了唯一的超级大国，更可以将SWIFT作为自己的政治工具。简单点说，谁要是威胁到美国，美国就会施压将其主要银行剔除出SWIFT。
2012年，伊朗因核问题，4家主要银行被断网。2016年虽因伊核协议达成恢复，2018年又被川普撕毁协议断联至今；
2017年，朝鲜因进行核试验，所有银行被彻底除名，连国家代码都被删掉（说到底，伊朗还有石油，朝鲜没什么奇货可居）
2022年，俄罗斯因为俄乌战争，资产占俄银行业总资产70%的七家国家银行，被剔除出网。其盟友白俄罗斯的主要银行，也同期被断。
换而言之，如果美国开始把中国主要银行踢出SWIFT，将成为中美金融战开打的标志。事实上，过去几年间美国曾经多次有过这方面的威胁。比如2020–2021 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后期），针对香港、新疆、南海等议题施压时。美白宫、财政部高官放风：把中国主要银行踢出 SWIFT 是 “选项之一”。亦有议员提出相关法案，要求研究把中资银行排除出国际结算系统。
2024年布林肯访华前后，外媒报道，美国也以“协助俄罗斯军工”为由，准备制裁部分中国银行。2025年，特朗普再次胜选后，更是多次放话，不仅要对中国加征100%关税，还表示要针对中国“切断美元结算”、“金融手段让他们做不了生意”。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则直接表示：“如果中国继续帮助俄罗斯，我们会考虑将部分中资银行排除出 SWIFT。”
出于战略防御，中国在2015年上线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覆盖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1800家金融机构。以做SWIFT的平行通道、备用系统。5月2日针对美国禁令的反制公告，客观上会倒逼那些想和中国做生意的金融机构、企业，在CIPS做好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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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差魔咒
要想扛住美国的金融战，人民币就得国际化，想国际化就得有锚点。简单点说，其他国家收到人民币，能很方便地花出去，人民币就能国际化了。美元国际化的逻辑，1971年前，是可以随时在美国换成黄金；后来是美债信用好、收益率高，可以随时买这个优质资金。
人民币国际化的锚点是中国的制造业。中国人能够生产全世界都需要的商品，其他国家不管从哪收到的人民币，都不用担心花不出去。俄油就是最好的例子。俄乌战争开启后，西方全面封锁俄罗斯，中国和印度成了俄罗斯石油最大的两个买家。因为被制裁，交易就不能用美元了。正常情况下是收对方的本币。结果印度这边制造业太弱了，2025年俄罗斯对印出口额是638.4亿美元，进口印度商品才48.8亿美元，要是那将近600亿美元的顺差都收卢比，根本就买不到想要的东西。
因此俄罗斯这边最后就要求，印度这边用人民币交易，因为人民币能够从中国买到想要的一切。2025年度中国贸易顺差突破12000亿美元，创下百年全球工业化史新纪录，今年就算不超这个数字也能持平。这一切也表明，世界对中国商品需求强大。
然而对于中国来说制造业可以无限强下去，但顺差却不是越多越好。收支过于失衡，人家就没钱买你的东西了。黄奇帆最近有个演讲，对此就做了个分析。他认为纵观百年全球工业化历史，全球主流经济强国的贸易顺差峰值长期稳定在7000亿美元左右，德国、美国、日本均未突破这一上限，中国过往数十年的顺差峰值也维持在这一区间。要是按全球经济发展经验表明，一国可持续、易被全球接纳的合理贸易顺差区间为GDP的2%—3%，对应我国经济体量，合理顺差规模约4000亿—6000亿美元，不然一定会被人针对。
问题是顺差这东西，还真不是中国特意追求的，尤其这个成绩还是在美国大打贸易战、科技战的情况下达到的。说到底，还是中国人太勤劳肯干了，近代又被工业化的列强打怕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一个接一个的五年计划，把中国变成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工业克苏鲁”。尤其中国在2015年搞了个《中国制造2025战略》，希望用10年时间把中国从“制造大国”变成“制造强国”。期间虽因这个计划引发美国的警觉和制裁，有些目标未全部完成，但总体却还是让中国制造脱胎换骨，部分领域更是有超预期表现。
总结下来，这个十年计划带来了五大历史性质变：
一、制造业规模登顶
目前全球制造业是三分天下结构，中国制造业一家占比全球1/3，美欧澳等三十余个发达经济体合计占据1/3，全球150多个发展中国家合计占据剩余1/3。纵观人类工业史，也就英国、美国曾达到过这个体量地位，并分别维持了百八十年。这个比肩老大全球性帝国的制造业规模，也是中国目前声称人类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革的底气。。
二、制造业技术领先
全球制造业十大核心门类，10年前我国全部处于跟跑的位置。经过十年攻坚，实现了五个独自领跑，五个并排领跑的新局面。
独自领跑的五大领域包括：船舶制造、轨道交通、发电装备、输变电、新能源汽车；与美国并跑的五个领域是：新材料、生物医药、高端装备、航空航天、人工智能数字化。技术层级的质变，彻底改变了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当年出口主力是轻工纺织低附加值产品。如今90%的出口产品为机电、电子、新能源等高附加值，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传统外贸支柱老三样：服装、家具、家电，变成了光伏产品、锂电池、新能源汽车这新三样。
三、唯一的全产业链工业国
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有41个工业大类、200个中类、600多个小类。十年时间查漏补缺，补齐了所有关键门类，成为全球唯一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完备的产业体系大幅提升了产品稳定性、抵御地缘政治风险的能力。
四、产业链附加值大幅提升
10年前中国进出口贸易50%以上为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仅赚取组装加工的微薄劳务附加值，千亿出口规模仅能形成两百亿左右顺差。如今中国80%的出口产品依托国内完整产业链集群生产，好处是附加值大幅提升。同等出口规模下，贸易顺差含金量较以往提升数倍（依官方标准，只要产品80%以上附加值在国内产生，无论内资外资生产，均定义为“中国制造”）。
五、外资结构优化升级
以前外资到中国主要投资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基础设施、房地产领域，这类投资能占外资总量的近半。说到底就是来吃人口红利、基建红利的。现在中国拥有最全的产业链、最大的单一市场，也完成了产业升级，外资的投资也往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转移了，尤其是大家都意识到，中国的产业链优势会带来技术叠代的优势。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中国正在迎接创新井喷期，谁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用脚投票的结果是，当下的外资贡献我国1/3的出口总量，支撑50%以上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
既然顺差过大不是好事，你又不能打压制造业自废武功，那总还是要做些事的。总的来说，三个趋势肯定是有的。
一、推进人民币渐进温和升值
这样既通过抬高出口成本，适度抑制下过快的出口，同时又能加大进口产品的价格优势，平衡下贸易。更重要的是，现在的目标是2035年人均GDP达到26000美元，让汇率回归一下，这个目标才能实现。
二、结构性下调出口退税
高耗能、低附加值、产能过剩的产品就不补贴、不退税了。能省出几万亿来，用来给国民兜底、拉动消费升级。
三、降低进口关税
全球关税的平均水平是5%左右，中国也会逐步调到这个水平。中国以前一门心思打造产业链，因此出口希望对方关税低，进口希望用高点的关税保护自己产业。发展过程中，这些都是必经之路。只不过就算不承认自己是发达国家，那全球第一工业国的地位也藏不住了。因此降低关税不光是贸易平衡的需求，更是让国民享受到更多优质进口产品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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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红利落地的判断方法
既然中国注定要在强化、优化制造业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同时现在即便是西方学者也意识到，中国政府在规划上的战略性、科学性、可持续性，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关键。那如果你也想从中分一点红利，或者说做一点投资，那最重要的就是紧跟产业政策的方向了。
这其中有两个误区要避免。一是看新闻辨方向。新闻只报道结果，你看到的时候机会早被业内人士布好局了；二是不能只看顶层政策规划。政策只是划出大方向，落地是有时间差的，并且也不是每个政策最终都能真实落地。最终要看的是钱往哪里流，有没有开始往政策指引的方向流动。
总结下来，可以看三个层面的钱：中央的钱、地方的钱、优势资本的钱。
1、中央的钱是通过相关部委花出去的。看到大政策方向后，可以定期在相关部委官网上看公开的年度专项资金、行业补贴预测及细则。要是看到行业预算激增、细则出台，那就说明规划要落地了。
2、地方的钱则会在地方专项债上直接体现。产业落地不会在部委落地，最终还是在落在地方的。地方上开始在哪个行业发力了，不管是上面选其做试点，还是地方上自己想迎合产业政策，通常都会针对性新增债项。定期通过官方公开平台发布的专项债公示内容，就能够清楚这个地区接下来的发力领域。
3、能够在一级市场投融资的优质资本，都有成熟的政策研判体系，必须会比普通人在行业红利释放前就提前布局。通过一级市场投融资平台的公开数据，跟踪融资额、频次、机构层级，都能够直观感受到投资方向。如果优质资本集中入场某个行业，那说明这个行业的爆发拐点马上要到了。
除了钱以外，另一个重点是看试点。中国人做事求稳，小平同志当年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个圈，把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试点，总结经验然后再推广全国。这个模式也被沿袭下来，并被认为是科学、负责的。
因此中国不管要扶植哪个产业、开拓哪条赛道，一定会遵循“先试点、后推广”的固定节奏。从公开信息，查找关注行业的试点名单、示范工程、先行示范区的布局与成效，即可以预判出行业是否在爆发期的前夜。此外必须注意的是，中国自上而下的制造业布局逻辑，跟资本引领下的投资逻辑还不太一样。不是纯以利润为导向的，技术突破、成本下降、国产化率提升，包括产能落地本身，都能成为执政者的KPI。
比如你去回溯我当年预言的大爆款“新能源汽车”就能够清晰的看到上述路径。包括在未来，一定会成为与新能源汽车同等重要的“风向标产品”机器人，如今也正在拐点上。
最后想说的是，制造业和种地一样，都是在把市场做大。所以金融战也好、人民币国际化也好、顺差也罢，都顺其自然就好。重要的还是把制造业做大做强，普通人要么跟着大流走，要么像刚才总结的那样，去抓点机会。
如果人家就是没中国努力，中国的制造业就是越来越强，甚至全球占比能到50%（大英帝国、美国都达到过）导致顺差就是降不下来，还是招人忌恨怎么办？那就不办好了。虽然人类历史上从来没见识这样的“工业克苏鲁”，但工业革命之前却是有过一个“农业克苏鲁”的，这个国家就是古代中国。
古代中国跟现在中国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专注于搞“土地制造业”（说人话就是种地）。精耕细作的把中国变成了最纯粹的农耕之国，完全不需要从外部购入商品就能自给、自洽的国家。于是古代中原王朝对海外贸易的态度从来就是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我的东西好，你要来买可以，前提是你得承认我的大国地位，不能买了我的商品来针对我。由此形成了东亚特有的“朝贡体系”。
朝贡体系的本质，就是用中国的产品优势，吸引周边国家承认中国是地区秩序的主导者，为中国自己的内部循环，打造安宁的外部环境。赚钱，或者说通过贸易赚钱从来不是目的。因此如今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过往经验，中国现在的顺差比正常值是高出了2-3倍，也不利于人民币全球化。但要是想通了就会明白，这就是中国文明的常态。
换而言之，制造业能不能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锚点、过大顺差会不会引发其他国家的危机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精耕细作的制造业，能够成为中国人过上富足生活的底气。
作者温骏轩
生于20世纪70年代，法律专业出身。2009年开始，以地缘视角，辅以原创地图，在网络更新“地缘看世界”系列文章，创作文字近千万。已出版《谁在世界中心》《地缘看世界——欧亚腹地的政治博弈》等著作。其研究成果中的“新世界岛论”“北纬42度温度线”等创新理论，在地缘政治、军事、历史等相关领域引发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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