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进行曲

来源 | 最人物

三月底初春时节，见到辛兴芬时，她穿着一件略微起球的粉色大衣，脚上却是一双凉鞋。72岁的她个子不高，左腿一瘸一拐，但走路还是很快。

过年时，她把头发全部染黑，这让她看起来精神许多。她很久没买新衣服了，上一次外出旅游是10年之前。她也很少过生日，聊到上次过生日的热闹场景，有些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头。

辛兴芬经营着一家服装厂，员工有些特殊，9成以上是残疾人。聋哑人居多，还有少量肢残、智残员工。她为员工免费提供三餐、宿舍和公寓楼，贴钱为出车祸的员工治疗。

残疾人在她这里学会一门谋生手艺，甚至在这间服装厂找到伴侣，成家立业。

服装厂的边界是模糊的。走进办公楼大厅，正对着的就是辛兴芬的办公室，门墙上挂满了牌匾。大厅右转就是她的家。她常年睡在窗边沙发，半夜员工有事就来敲窗。30年如此。

她自称“脾气不好”。尤其近来，一批又一批学生来厂里拍摄毕业作品，要求她一遍遍讲述助残故事。她不想整天宣扬正在做的事，更不想外界带着猎奇眼光打量员工。更何况，那些不被外人看见的危急时刻，只有自己知道。

格尔茨曾说，“人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辛兴芬的意义之网，充满着对抗。对抗着遗弃、对抗着残缺、对抗着偏见和暴力。

辛兴芬一年四季都穿凉鞋。每一双都很便宜，40多块钱。这个习惯她坚持了30年，穿坏了60多双。

她是山东莒县福利服装厂的厂长，有200多名残疾员工，聋哑人居多，员工遇事一招手，她就得迅速跑过去。每日2万步，辛兴芬选择散热更快的鞋子。

见到辛兴芬时，她刚刚处理完一起员工打架事件。坐在接待室里，她有些疲惫。丈夫朱永明走进来烧水，很熟练地接待采访来客。过去几周里，她收到十几所高校学生的拍摄请求，他们想来服装厂拍摄毕业作品，一待就是几天。辛兴芬一一答应了他们。

外来因素给厂子带来不确定。大学生把镜头对准一个患有自闭症员工，打听他的疾病。辛兴芬指了指自己的头，结果这个动作被员工看见，有火没处发，见谁打谁。

辛兴芬与员工

她很少到食堂吃饭。采访那天中午，她泡了几片饼干、用酱油拌了一碟葱。她想用最快的速度吃完饭，趁着工人休息的一个小时，抓紧打个盹。

家就在办公楼旁边，她睡在一楼窗边的沙发上，二三楼是员工宿舍，他们半夜有急事就来拍窗户。患有精神疾病的员工会突然打架，辛兴芬边上楼拉架边给他喝药。睡眠被切成几小段，大多数时候，她每晚只能睡4小时。

但她有时也管不住更出格的行为。有一个员工犯病后经常半夜报警，被警铃吵醒后，她只能出门不断解释。无奈之下，她把这个员工辞退了。

服装厂从不缺人。见到辛兴芬的4个小时里，有3个人先后来服装厂找她。双臂双手烧伤的中年妇女、患有脑病的男生、19岁的聋哑女生。

她拒绝了前两个人。中年妇女到车间试工后，无法握住机器，便主动离开了。倒是那个男生母亲，对辛兴芬的拒绝很不满，认为她这里就是收留残疾人的。

近几年，来服装厂求职的人，聋哑人少了很多，大多是年满18岁、患有智力障碍的男生，有的家长甚至让孩子捎着咸菜就来了，“送孩子就跟甩包袱一样”。

辛兴芬在接待求职员工

大多数家长是奔着厂子待遇来的。这里的工人平均工资3千块，多的能赚到5千。厂子为员工缴纳五险一金，并且管吃管住。他们在家管不了孩子，便想办法送到辛兴芬这里。

最近一个月，有100多个人要么被家长送来，要么主动来求职，但几乎都被辛兴芬拒绝。她也很无奈，虽说厂子是福利性质企业，但并不是纯粹的公益机构。这里实行计件工资，刚来的新人几乎挣不到什么钱。如果是手部和智力严重残疾的，根本无法正常工作，“一个小时的活，可能三天也干不完”。

辛兴芬有些中意那个聋哑女生，带着她去车间试工。一到车间，她喊来了徐淑娟，到另一台机子上教这个女生穿针引线。

徐淑娟是辛兴芬的得力助手，负责整个车间的生产工作，二人已经搭档20多年。第一次遇到徐淑娟时，她正与客户激烈地讨价还价。她声音有些粗哑、嗓门很大，在谈判时多了几分气势。客户给出的单件50元，徐淑娟抬到55元，双方争持不下，辛兴芬便折中53元。“有时候为了一块钱，争来争去。”

服装加工本是薄利行业，处于整个价值链最底端，只赚取微薄的加工费，无法分享品牌溢价。“客户把单价一压再压，但我们至少得挣出工人工资。”

徐淑娟教女生使用机器

3月的山东日照，天气尚冷，工人头顶的老式风扇积着一层灰，只有长条灯管闪着亮光，均匀铺满整个车间。他们穿着统一的红色工装，埋头在高高的布料堆，300多台缝纫机器正在运转，人与人之间很少交谈。

这里的员工，9成以上是残疾人，聋哑人最多，还有少量肢残、智残员工。有些90年代创厂时就来了，有些是对外招工来的，有些是从聋哑学校定向接收来的。一个刚毕业的聋哑男孩，坐在机器前无所事事。

“刚来的时候，这些人不知道‘干活’是什么意思”，辛兴芬从零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

她有一套用人之道：独臂员工可以合作裁布，聋哑工负责缝纫和质检，智力障碍者负责简单包装。员工被安排在合适的工种上，这让这家服装厂30年来几乎没有质量问题。

但她也感到有些力不从心。目前四五十岁的老员工数量最多，愿意干服装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辛兴芬中意的那个女生不想留下来。她觉得女生是对环境不满意，建议去其他服装厂看看，“就算不干服装，也要学个一技之长”。除此之外，她没有过多劝说。

按照原定计划，辛兴芬20年前就应该退休。宣布退休的那天晚上，邻居打来电话，说她家门口围了一群人。

回忆起那晚，她很激动。“刚到家，就看见门口一大片人，站着的、坐着的、跪着的”。他们都是残疾员工的家属，听说辛兴芬要退休，以这种行动表示反对。当时残疾员工已经有146名，厂子拥有稳定的客户订单，工资也按时发放，基本不愁吃穿。

但在家长眼中，只有辛兴芬能“治得了”他们的孩子。任谁也想不到，这个总是雷厉风行的老太太，在几十年前，曾经被孩子们追着边跑边哭。

1970年代，15岁的辛兴芬去买油条，还没付钱，就被突然窜出来的16个小孩抢走了。

辛兴芬看到这群小孩又聋又哑，浑身脏兮兮，根本分不清男女，便给他们每人分了一根油条。看着小孩胳膊上的血顺着衣服流下来，辛兴芬吓得哭着跑回家。她一跑，小孩们也跟着跑。

母亲看着她身后这群孩子，大冷天穿着薄薄一层，便烧了热水给他们换了身干净衣服。又拿出家中所剩不多的面粉，擀了一锅面条。吃完之后，她把这群孩子送走了。

第二天刚打开家门，辛兴芬就看到这群孩子站在家门口。70年代，家里生活很困难，母亲还是收拾出来储藏室，收养了这群孩子，“我母亲是老师，觉得应该让他们走正道”。从1970年至1985年，她家里养了他们15年。直到有一天，城里开设了一家聋哑学校，孩子们才有了好去处。

职工的孩子，在厂里健康长大

孩子送走了，但辛兴芬的心，没有放下来。

当年，她先是分配到肉食加工厂，从事屠宰工作。后来因为表现优秀，又调入水利局，水利局下设7家企业，其中有一家服装厂。

1993年，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局长宣布让37岁的辛兴芬出任服装厂厂长。散会后，她跑到局长办公室，“我不是当官的料，我不会管理”。

当时服装厂面临改制，她需要自己找市场，自负盈亏。而厂里只剩6台老旧的家用缝纫机和8名职工，其中有6名还是聋哑人，已处于半停产状态。任谁看都是个烂摊子，辛兴芬拒绝不成，硬着头皮接下了。

她选择接手服装厂，还有个最重要的原因——那16个聋哑孩子马上要毕业了，她得让他们有能力养活自己。

厂子又破又小又没有名气，刚开始找不到任何订单，前两个月她拿出自己的工资来贴补员工，又借钱买了20台进口平缝机，拿出家里的旧衣服让员工练基本功。

为了找客户，她背着煎饼和水去了青岛几十趟，急得嘴上起了疮，最后才得到一个200条童裤的加工订单。回到厂子当晚，辛兴芬干了一个通宵。做好第一批样品后，第二天就手把手教残疾员工，用尺子一点点比量。

看到辛兴芬有能力完成任务后，客户就把她的厂子作为定点加工点，并且送来了锁边机、钉扣机、打褶机等设备，专门派来师傅教残疾员工。

随着订单增多，现有职工无法完成生产任务，她加大招聘力度，“只要是残疾人来应聘，我就优先录用”。工厂大院里，渐渐多了很多残疾工人。

那些年，辛兴芬也得罪了很多同事，甚至有人放话，“这到底是工作单位还是哑巴窝，整天在这里丢人”。他们怨恨辛兴芬，“说我好人不养，专门养这些残疾人”。

但也是这些被外界视作“不合格的人”，一路从加工地摊货做到了给凯撒、波司登、皮尔·卡丹等国际品牌代工。

夕阳西下，走在车间里，辛兴芬指了指“神童”，语气有些骄傲。

28岁的“神童”，从小患有自闭症。尽管父母都是医生，带他尝试了很多治疗，但都没有太好的效果。父母平时要上班，想过把他放到疗养中心，但每月一万多的花销很有压力。他的母亲哭着求辛兴芬收下自己的孩子。

刚进厂时，“神童”剪坏了30件棉服，辛兴芬没有责怪他。现在他已经是裁布的一把好手，裁剪主任嘱咐她，“千万别让那些厂子把他挖走”。

于继修的工位在车间入口，50岁的他正戴着一个黑框眼镜在机器上熟练干活。她最初见到于继修时，他因患小儿麻痹症不会走路。他找过工作，但没有人雇佣他。

和他聊天时，有个女工喊他去修理机器，他放下手里的布料，慢慢走了过去。“现在厂子里，修水修电都得靠他”，辛兴芬也适应着员工的变化。

辛兴芬瘸着一条左腿。接连的意外受伤，让她的左腿无法正常屈伸。以前每逢阴雨天还隐隐作痛，现在已经失去了知觉。

过去30多年，她为残疾员工奔波，没少操心，也受了不少伤。

早些年，厂里有两个聋哑员工自由恋爱，打算结婚时却遭到女方父母强烈反对。父母希望她能嫁给一个健全人，担心两个聋哑人生活，日子会更不好过。

辛兴芬知道后，决定上门做女方父母的工作，90年代的服装厂，还没有代步汽车，辛兴芬骑着一辆“大金鹿”自行车。天不亮早早出发，“去一次根本不管用，连去十几次”。

有次在路上，她在车把上挂满吃的喝的，村头的狗闻见了，嗷的一声扑向她。被咬到腿的辛兴芬，疼得摔进臭水沟。女方父母看到她又来了，一瘸一拐，最后答应了这门亲事。

在辛兴芬看来，残疾人寻找伴侣本就更不容易，有感情基础的自由恋爱，也能让两人在遇到困难时彼此搀扶。

那些年，光是在老服装厂，辛兴芬就陆续促成了39对员工，骑着自行车跑了几百趟。

一年冬天大雪，她骑车过桥，上坡时止不住打滑。本来个子不高，没有撑住连人带车摔到桥底。巨大的撞击力砸破了结冻的河面，水没过了她的脖子。“我当时扯破嗓子喊救命”。一个拾粪的老大爷经过，用粪叉子把她拽了上来。

“一般人已经死好几次了”。那些绝境求生的时刻，辛兴芬将其归结为：我为了残疾孩子，上天也同样庇护着自己。

辛兴芬操办员工婚礼

服装厂员工有280多名，辛兴芬无法给出一个具体数值。“这里经常有人，干着干着就不见了”。

聋哑员工很容易被拉拢，他们主要依靠视觉获取外界信息，无法正常辨别危险信号。之前在聋哑学校的同学，会给他们介绍一些不靠谱的工作。对这些外来危险因素，辛兴芬保持着足够警惕。

但依旧防不胜防。

厂里有个名叫兰德珍的员工，几年前被聋哑学校的同学拉拢出国。辛兴芬知道她被忽悠了，及时劝阻了她。两人却就此有了隔阂。后来，兰德珍去了杭州一家服装厂。再后来，辛兴芬失去了她的音讯。

兰德珍跟着辛兴芬工作30多年，负责车间包装工作。她两次出车祸，都是辛兴芬救回来的。辛兴芬和朱永明的退休金，大部分用在了她身上，“她知道我平常对她怎么样”。

有次，兰德珍骑电动车载着婆婆，没听见侧面大货车喇叭声，瞬间被撞出去十几米。经鉴定，这场事故是兰德珍全责，无法获得赔偿。辛兴芬不得不在医院同时照顾二人，并给会计打电话，查查账上还有多少钱。

不得已时，她找妹妹借钱，妹妹让她别老说给残疾人治病，不然同事都认为她是个神经病。好在，她的儿女愿意出钱，“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也干不到现在”。

这样的救火，在过去几十年中，反复出现在辛兴芬的人生中。

聋哑员工因为听力障碍，过马路时常因听不到喇叭声而出车祸。为了救治他们，辛兴芬付出了大量时间精力，对此少有怨言，唯独在讲到母亲时，会忍不住哭起来。

辛兴芬一家

2006年元旦，辛兴芬接到电话，对方说有三个聋哑人摔进了山沟。赶到现场后，她看见三人血肉模糊，忍住害怕仔细一看，发现并不是厂里员工。警察联系不到家属，她便把他们先送去了医院。

当时她正在赶制一批订单，没有时间照顾。母亲听说后来到医院，嘱咐她安心工作，自己在医院里看护了四个多月。

赶工结束后，辛兴芬赶到医院，看到母亲因为胃疼在急诊室里打针，脸焦黄、嘴唇发青，头上淌着汗。母亲拿出一张存折，里面还有5万块钱，这是攒了一辈子的钱。她嘱咐辛兴芬先去给残疾孩子买吃的，再续上住院费。

这成为了两人的最后一面。

再见到母亲时，她已经蒙着白布被推了出来。母亲不是胃疼，而是大面积心肌梗塞，已经强忍疼痛一天，最后不治而亡。辛兴芬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医生抢救，但已经无力回天。

从收留大街上流浪的聋哑孩子，到在医院照顾受伤的残疾人，母亲投进了所有积蓄，把眼里的孩子一次次从鬼门关拉回来。

谈起这段往事，辛兴芬连说几句，“老的没享一天福”。她已经70岁，见过许多风浪，但那些关于母亲的往事涌上心头时，她依旧无法释然。

辛兴芬与母亲

下午六点半，是服装厂规定的下班时间，总有几个员工待到晚上11点。这里不要求加班，他们想多干一点。等到最后一名员工离开，辛兴芬去车间把电闸拉下来。

“这里至少有个奔头”。夜晚车间，她听到身后有人哇哇乱叫，一个聋哑员工举着手机，这是加班同事忘下的，但不知道具体是谁的。她想发个100块奖励红包，员工怎么也不收。“之前他干过小偷小摸，现在变化很大”。

采访中途，辛兴芬接到电话，是一个熨烫工人的姐姐打来的。又快到发工资的日子，她询问弟弟的表现，以及3月能领多少钱。刚加工的这批货物，没有熨烫工序，他只能做一些搬运。辛兴芬为他申请各类补贴，凑够3千块。

辛兴芬很知足。去年厂子挣了两千万，刨去工人工资和五险一金，剩下的也用在了员工吃饭和看病上。这里没有一分钱的债务，也没有一分钱的贷款。一辆电动轿车驶进大院，她的视线跟随着司机，“院子里的车都是残疾员工的”。

“有活干就有钱挣，有钱了就正常生活”。

按照相关规定，企业残疾员工占比超过25%，就可以申请为福利企业，享受一定的优惠政策。她的厂子也早就得到各方支持。

近几年，她的故事被更多人看见，电视台、报社、各路自媒体纷纷来到鲁东南小城，甚至把她的故事拍成短片和电影。

外界的频繁来访，辛兴芬有些招架不住。她的孙子转来一条短视频，有10万人点赞。她很少打开这些视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但困境也依旧存在。

她面临着残疾工人的流失。外边厂子用翻倍工资，挖走她培养出来的技术能手。个别员工出去几个月后，又回到辛兴芬这里，觉得“还是这里好”。还有部分出走的人，自己当老板，开起自家小作坊，养活着七八名员工。

她从不阻拦员工离开。只要外面工作合法合规，服装厂来去自由。“走了我再重新培养别人，人家出去赚的更多，没有不让去的道理”。

但联结没有断。今年正月初三，她去青岛看望姐姐，路上接到十几个电话。这是那些离职员工打来的，他们要到她家拜年，年年如此。无论男女，到辛兴芬家里，都是“回娘家”。

与车间紧邻的西边，有一栋11层公寓楼。这是辛兴芬层层申报，为残疾员工争取来的住房。不久前，楼前广场上举办了一场员工婚礼，这是她促成的第68对新人。新人家属眼里，辛兴芬既是娘家人，也是婆家人。

还在老厂时，她为39对员工说媒。后来39个孩子相继出生，相继考上大学。这些孩子长大后，才知道辛兴芬不是他们的亲奶奶。

好消息不断。辛兴芬的孙子收到了中南大学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失去音讯的兰德珍，她的女儿也考上了研究生。于继修的女儿去年考上一所211学校，他一家是隔壁县人，无法享受本地资助，辛兴芬为他另外筹集到5千块钱。

辛兴芬和孩子们

26年前，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上映。代课老师魏敏芝，前往城里寻找辍学打工的男生。她没钱，没经验，通过写寻人启事、在电视台门口苦等，最终找到了学生。

辛兴芬也希望“一个都不能少”。

采访结束时，已经到了晚上。大院里，一群小孩在路灯下追逐打闹。她给每个孩子一根棒棒糖。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这些孩子能一直读到博士。

这个愿望关乎很多人，唯独不关乎辛兴芬自己。

（*除辛兴芬、朱永明、徐淑娟外，其余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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