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和许多发迹草原的古老民族一样，以其发端和崛起的神秘性吸引世人源源不断的关注，又以其曾深深影响过东西方中世纪历史而令人刻骨铭心。
自公元4世纪末叶以后，契丹族就在汉文文献中留下了活动痕迹，这些间接记载对于历史学家了解一个民族的来处来说当然是不够的。契丹辽朝在建国前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也没有留下本民族的历史记录，因此只能从契丹人的某些古老传说中，发掘些许它在早期历史舞台中的吉光片羽。
（一）
在契丹传说中，广为人知的是青牛白马传说。尽管流传很广，但辽朝方面的史料却鲜有记述，仅有的一条记载见于《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上京道“永州”条：
“（永州）有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云。”
以上无疑是有关青牛白马传说的最权威、最准确的记述，在目前传世的辽代文献中还找不到比这更原始的材料。据《辽史-太宗纪》，会同四年（941）二月丁巳，“诏有司编《始祖奇首可汗事迹》”，青牛白马传说大概就是此时初次付诸文字记载的。但在后起的草原征服者——蒙元统治者下令修《辽史》时，恐怕已无从见到《始祖奇首可汗事迹》一书。
再往后，与契丹不共戴天的宋人文献中，有关青牛白马的记载，最早见于范镇《东斋记事》卷五：
“契丹之先，有一男子乘白马，一女子驾灰牛，相遇于辽水之上，遂为夫妇。生八男子，则前史所谓迭为君长者也。此事得于赵志忠。”
《东斋记事》撰述于熙宁、元丰间。范镇说“此事得于赵志忠”，则很可能是出自赵志忠所撰《虏廷杂记》。赵志忠何许人也？据史载，赵志忠于庆历元年（1041）八月叛辽投宋，曾任开封府扶沟县知县，期间他写了不少介绍辽朝情况的材料，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嘉佑二年（1057）四月献给宋廷的《虏廷杂记》十卷，宋人有关辽朝的许多信息都来自此书。
据范镇说，他曾将赵志忠所述青牛白马的传说写入《仁宗实录-契丹传》，但后来被人删去。在青牛白马的故事形成为文本之前，它显然已经在契丹人中间流传了很久。那么这一传说究竟出现于何时？赵志忠认为，这个故事大约发生于秦汉时期。
后世有学者指出：“这个传说显然没有他们的历史那么古老，至多是反映着父权制时代迁来这里的一段记忆”，“可以推断，传说的产生，当是在北魏初年或者较早一些时候。”依我看，此“推论”从时间上来讲仍嫌太早，因为北魏时代的契丹部落主要游牧于白狼水（今大凌河上游）一带，还没有迁至潢河与土河流域。
有台湾学者认定，青牛白马是阿保机时代（872—926）凭空杜撰出来的故事。此说带有较多的臆想成分。不可否认的是，青牛白马作为契丹人的图腾崇拜，像这样一个流传甚广、影响深远的传说，很难相信是由阿保机随意编造出来的；况且从“神人”、“天女”的故事联想到迭剌部与回鹘人的合作，也未免有些牵强附会。
专攻中国中古史、北方民族史及征服王朝研究的日本东洋史学家田村实造（1904—1999）认为，从青牛白马故事中所包含的契丹人住地、八部同源说和木叶山信仰三个要素来看，这则传说大致出现于公元8世纪中叶。
这个意见比较可取。其一，即谓神人、天女生八子而衍生为八部，则理应在唐初大贺氏八部部落联盟形成以后——7世纪以前的契丹未必正好是八部，而且在契丹形成部落联盟之前也不大可能有八部同源的意识；其二，契丹人迁至潢河与土河流域大概是在开元、天宝间，所以这一传说只能是在此后形成，但绝不会晚至阿保机时代。
（二）
青牛白马故事中乘白马的神人，就是传说中的契丹始祖奇首可汗。《辽史》曰：“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居松漠之间。……潢河之西，土河之北，奇首可汗故壤也。”《辽史》卷二《太祖纪-赞》说：“奇首生都菴山，徙潢河之滨。”都菴山不知在何处，《辽史-地理志》上仅载“契丹始祖奇首可汗居此，称龙庭”云云。太祖七年（913）六月甲申，“上登都菴山，抚其先奇首可汗遗迹，徘徊顾瞻而兴叹焉”。可见，这一传说也是由来有自的。
“奇首”在契丹语中究竟何义。乾隆朝官修《辽史语解》根据满洲语将此改译为“奇善”，谓“奇善，鲜明也”，这样的解释很勉强。也有学者将奇首之“奇”与契丹之“契”相等同，并解契丹之“丹”为“斯坦”，大概是“契丹”一词理解为“奇首之领地”。这恐怕也与事实八杆子打不着。我们暂且将此放在文后再议。
虽说“牛头不对马嘴”，但作为契丹人的部落图腾的青牛白马究竟具有什麽象征意义。从辽代文献中不难找到一些史料证明，青牛代表地祗，象征女性；白马代表天神，象征男性。辽朝举行祭山仪时，须“设天神、地祗位于木叶山”（《辽史》卷四九《礼志一》），这是因为传说中神人（白马）、天女（青牛）相遇与此而结为佳偶的缘故。《辽史-圣宗纪》统和十六年五月甲子也有“祭白马神”的记载，白马神即天神。
《辽史-地理志》中讲述了一个太宗的传奇故事：“太宗崩，葬西山，曰怀陵。大同元年，世宗置州以奉焉。是年，有骑十余，猎于祖州西五十里大山中，见太宗乘白马，独追白狐，射之，一发而毙；忽不见，但获狐与矢。是日，太宗崩于栾城。后于其地建庙，又于州之凤凰门绘太宗驰骑贯狐之像。”这个故事虽荒诞，但它可能暗示着一个事实：在契丹人的心目中，白马神是契丹可汗的化身。
在契丹礼俗制度中，以青牛白马祭天地是一种很隆重的大典。辽朝前期，凡国有大事，尤其是兵戎之事，照惯例都要行此祭礼。直到大辽西去的时代仍可以见到这种传统的孑遗，耶律大石康国元年（1134）三月遣兵东征（金国）时，即“以青牛白马祭天”。
需要特别指出，尽管以青牛白马祭天地是契丹人的一种古老的传统礼俗，但并不是辽朝建国以后的发明。《辽史》中有关此祭仪最早记载见于太祖七年（913），当时辽朝还未开国。粗略统计有关记载可知，辽朝用青牛白马祭天地不少于24次。
但有趣的是，自圣宗统和二十三年（1005）以后直至辽朝末年，却不见有此类祭天地的记载。著名学者冯家昇解释说，发生这种变化与契丹人的佛教信仰有关。确实，辽朝佛教的昌盛，圣宗时期是一个分水岭。辽朝前期，契丹族甚至还有人殉之俗，而统和以后，则屡屡见到朝廷禁止杀生的诏令。
在研究契丹族的婚姻制度时，不免要牵涉到青牛白马的传说。关于契丹族的婚姻形态，学界意见的分歧由来已久，主要有部落外婚制，氏族外婚，部落内婚制，胞族外婚制，两姓直接交换婚制等。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契丹人的先祖出自以白马和青牛为图腾的两个原始氏族，它们各自发展，到大贺氏时代，白马氏族繁衍分裂为互为兄弟的八个兄弟部落，美曰“天龙八部”。它们之间禁止通婚，而是与八部之外的青牛氏族的部落通婚，因此是一种部落外婚制。凡此种种，不一而数。
（三）
除去青牛白马之说，还有一个契丹族的历史传说也常为人们所引用，这个故事见于《契丹国志》卷首《契丹国初兴本末》：
“后有一主，号曰逎呵，此主特一骷髅，在穹庐中，覆之以毡，人不得见。国有大事，则杀白马灰牛以祭，始变人形，出视事，已，即入穹庐，复为骷髅。因国人窃视之，失其所在。复有一主，号曰喎呵，戴野猪头，披猪皮，居穹庐中，有事则出，退复隐入穹庐如故。后因其妻窃其猪皮，遂失其夫，莫知所如。次复一主，号曰昼里昏呵，惟养羊二十口，日食十九，留其一焉，次日复有二十口，日如之。是三主者，皆有治国之能名，余无足称焉。”
上述这则传说无法从今天所能搜集的辽宋双方文献中找到类似的记载。尽管《契丹国志》的这段文字出处不明，但基本可以肯定它也是契丹本民族的传说。理由有二：第一，这个故事中有以白马灰（青）牛为牺牲的内容。第二，三主之名显然是契丹语音译，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早就指出，“逎呵”为“头汗”，谓其乃一骷髅，故名；“喎”应是“猪”的略译，谓因其戴猪头、披猪皮之故。现在用普通话“喎”则读作“wāi”；至于“昼里昏呵”则置而未论。1930年，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学术刊物上的一篇论文疑似将这位日本学者的观点基本照搬照抄了。
对于这一关于契丹人的传说，后人评价分歧很大。《契丹国志》在讲完故事之后发了一段感慨：“异矣哉！毡中枯骨，化形治事；戴猪服豕，罔测所终。当其隐入穹庐之时，不知其孰为主也，孰为之副贰也，荒唐怪诞，讹以传讹，遂为口实，其详亦不可得而诘也。”元末明初著名文学家杨维桢（1296—1370）所作《正统辨》也对此发表类似意见：“枯骨化形，戴猪服豕，荒诞怪诞，中国之人所不道也。”
然而，清高宗对这个传说却有着不同一般的见解。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月，高宗下诏修编《契丹国志》时，针对其中的契丹祖先传说故事谈了他的看法：“其志中之事迹，如祭用白马灰牛，毡中枯骨变形视事，及戴野猪头、披皮之类，虽迹涉荒诞，然与《诗》《书》所载简狄吞卵、姜嫄履武，复何以异。盖神道设教，古今胥然，义正如此，又何必信远而疑近乎。”
不用多说，乾隆的见解显得开明而通达，每个民族在它的文明初始阶段都会出现类似的传说，商周时代的汉人之祖也同样如此。乾隆所指这种传说是“神道设教”的结果，大概是指它含有后人润饰加工的成分。
“戴野猪头”或许便是某种意义的“奇首”形象，也是萨满巫师的装扮。这些荒唐怪诞的故事虽为“中国之人所不道也”，但绝非不为外人所惦记。
2026年初，俄罗斯年轻导演基里尔·索科洛夫（Kirill Sokolov）出品一部R级恐怖喜剧片《杀的就是你》（英文名：They Will Kill You），影片中讲述一位女孩为救失踪多年的妹妹，潜入一座豪华酒店，却发现那里住着一群杀不死的怪物。不想被当作那一晚的牺牲祭品（即人殉），女孩拿出蹲监狱时练就的狠劲，顽强对抗一群戴着猪头面具、穿着黑雨衣的不死之人。女孩在杀出血路的过程中，最后发现这些永生者在地下所供奉的是一具拥有赐予人永生法力的猪头邪神，千钧一发时刻，女孩不惜被猪头邪神附体，进而与之殊死决战。
姑妄揣测，这部俄罗斯导演编剧并执导的影片中，那个女孩所全力反抗的猪头邪神，说不定就是中世纪之时蒙古联盟大军西进东欧，“戴野猪头，披猪皮”的入侵者传说残留在东欧人头脑中挥之不去的恐怖记忆。
有关契丹族源起的历史传说，还应该提到炎帝说。《辽史-太祖纪赞》曰：“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其可知者盖自奇首云。”元朝史官的这一炎帝说，应是受汉文化影响的结果，与青牛白马传说相比较，显然是后起的说法，权作饭后之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