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AI对工业社会分配制度的颠覆与再造
（四）AI震撼：“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
市场分配机制是不平等机制，如果没有政府干预，自由竞争的市场必然导致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经济危机；而AI无序发展，更进一步放大了市场分配不平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叠加社会危机。
资本驱动AI超速发展，在极大提高工作效率和生产力的同时，也孕育着各种风险。现阶段最令人担忧的风险，是对就业市场的冲击。一个危险的社会趋势正在形成：AI大量侵占劳动者工作岗位，引起就业市场供求失衡：需求侧总量萎缩、结构未知；供给侧总量过剩、结构错位，由此造成大量失业和社会动荡，而人类还没有对这个危险趋势形成足够清醒的认识和应对策略。
AI进化目前还处于早期阶段，但已剥夺了许多白领劳动者的工作，使之丧失了获取薪酬、养家糊口、追求幸福的机会，并给年轻人和未来求职者、家庭、学校教育造成恐慌和迷茫。对于许多人来说，心仪的工作承载着人生理想和快乐，如果一切由AI机器人代劳，即使过上富豪般的生活，生命的意义又在哪里？
乐观者借鉴工业革命经验，认为AI在取代旧工作岗位的同时，还会创造更多新岗位。然而，工业社会的经验是否适用于AI时代？能否创造出数量足够、结构适配的岗位、实现充分就业？是巨大的大未知数。
现在能清晰看到的是，AI发展，正在颠覆工业社会市场经济既有的分配体制和分配结构，加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不平等。
首先是颠覆了按劳分配。丢掉了工作、没有了劳动机会，何来按劳分配？如果出现了大规模失业潮、大量适龄劳动人口没有工作，就会出现“劳动力有价值而无价格、价格为零”的社会现象，这将严重破坏按劳分配机制，在分配领域形成“血栓”，阻滞劳动者家庭人口再生产进程。
其次是重塑按资分配的偏好。资本急速向算力、算法漂移，衍生出“按算分配”。作为AI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算力、算法成为极少数超级大公司或超级个人垄断的工具，也成为他们大规模聚敛财富的工具。结果，一方面是财富总量加速增长，另一方面是财富分配加速失衡。肉眼可见的现象，是大型科技公司一边裁员一边股价上涨：生产效率提高，未能给多数人带来福祉，反而成为加深贫富鸿沟的“挖掘机”。
第三，AI将重新定义“企业”概念。按照经济学理论，企业是节约（产权）交易费用的产物。然而在AI时代，一人公司正在成为现实。一个人可以借助AI白手起家，创造财富甚至成为巨富。这样，AI就把资本产权与劳动产权的交易费用压缩至零，使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合二为一，从而可能根本改变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产权基础和分配格局。
第四，AI实现了知识平权，让人类既有知识成为人人都有平等机会享用的公共产品。这是社会的巨大进步。然而，每个人驾驭AI的能力不同、使用AI的产出效率不同、因而收入也不同。于是，“竞争机会平等、竞争结果不平等”的市场机制固有的内在缺陷，被AI以指数级的速度急剧放大了。
AI颠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至少从两方面破坏了家庭与企业“两种生产”的平衡:一方面，AI加速资本积聚、推动生产力高效发展，使物质与非物质商品生产和供给极大丰裕；另一方面，AI剥夺大量普通劳动者的工作机会、使这些劳动者家庭基于薪酬收入的有效需求下降，无力消费充裕供给的商品和服务，被动走向消费降级。
“充裕供给”撞上“消费降级”，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后果很严重，它将导致国民经济跌入“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的螺旋陷阱，即企业生产力过强、家庭消费力过弱，两者本应有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正向关系，演变成相互掣肘、螺旋式下滑的负向关系，生命力扯生产力后腿，阻滞了“两种生产”正常循环，经济发展遭到极大破坏，进而引起社会动荡。
对于这个问题，从货币流通层面分析可能看的更清楚。
图1《两种生产辩证循环与市场经济运行图》显示，货币流通与物流人流方向相反，以逆向传导的方式影响“两种生产”的辩证循环。
第四象限劳动市场，“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表现为按劳分配占比下降、总薪酬减少，引起这个领域的货币流通量减少，货币短缺。
第三象限家庭有效购买力不足、影响到人口生产的数量、质量、结构，并使消费预期减弱，即使手里货币短缺，人们也宁愿把钱存进银行以防不测。
第二象限商品市场，生活资料作为“最终消费品”，制约着“中间消费品”生产资料的再生产。两者比例失调，生产资料占比过大、按资分配占比上升、利润增长，决定了这个领域货币供给量增加，造成结构性货币充裕甚至过剩；与此同时，生活资料供大于求，进而引起生产资料供大于求，使企业扩大再生产难以为继，只能把新增货币存在银行，或从实体投资转向金融投资。
第一象限，资金无法充分回流到企业生产领域，而是滞留在金融市场空转，形成“货币供给增加、货币需求减少”的尴尬局面，进而引起通货紧缩，反映到实体经济上，就表现为“两种生产”螺旋式紧缩。
以上分析说明，AI无序发展，将改变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的分配结构，降低按劳分配份额、提高按资分配占比、放大市场分配机制缺陷，削弱货币计价和分配职能，加剧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由此提出一个重大问题：谁来填平因AI发展带来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巨大鸿沟？
有人提出所谓“第三次分配”和“涓滴理论”，把希望寄托在资本发善心的幻觉之上，真是痴人说梦。有科技巨头描绘了AI创造无尽财富的美好蓝图，但对内心深处隐藏着的由他们主导财富分配的意图却闭口不谈。
“按算分配”加深贫富鸿沟，指望算法、算力、数据垄断者会拥抱公平分配？太高估他们的人性道德和对社会的驾驭能力了。资本即使能衍生出最伟大的慈善家，对社会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
按照产权理论，谁创造了AI，谁就拥有AI产权；谁控制了AI，谁就控制了AI财富分配的锁钥。AI知识产权是人类既有知识的集合，因而是属于全人类的公共产品。要害是谁拥有AI的控制权？
人们看到，为了争夺AI控制权，资本和科技巨头展开“不设刹车”的疯狂竞争，以致AI发展可能失控，异变成危害人类乃至毁灭人类的新物种。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人类需要找到能够控制AI野蛮生长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只能来自人类自己组建的政府。
（五）提高政府“按力分配”权重，构建可落地的按需分配机制
AI发展，放大了市场机制缺陷，加剧了财富分配不平等。弥补缺陷的唯一办法，或者说追求财富分配公平的唯一路径，是进一步提高政府“按力分配”权重。因为只有政府才有动力、有能力、有方法，消除或缓解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
1、政府动力来源于它对权力最大化的追求
政府权力，是善是恶？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有不同价值判断。
这里要强调的是，不论制度模式如何，客观上政府权力的基础是社会稳定和秩序。只有在有效生产和供给好的公共产品、惠及全社会家庭和企业、夯实税基充沛税源、实现财富分配公平、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政府才能获得合法性、才能巩固权力。
政府为什么有意愿追求分配公平？因为贫富鸿沟导致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危机、社会危机威胁权力稳定，迫使政府或主动或被动、必须消除贫富鸿沟，在实现社会稳定有序的前提下才能最终实现权力的稳定。这就是政府可能追求公平分配的内在逻辑，无论哪种组织形态的政府，都是如此。
所以，只要是追求权力最大化，政府主观动机就内在地植入了消除贫富差距、追求社会稳定和秩序的强烈愿望。
2、政府有能力解决贫富悬殊问题
政府机制是“按力分配”，这是政府消除贫富差距、稳定社会的有效工具。
“按力分配”的“力”，即政府权力和能力，植根于国家机器。政府不仅握有税收财政工具，更控制着军队、警察、监狱、法庭等暴力机关，还有文化教育宣传构建的软实力。但这只是政府能力的必要条件。
政府能力的充分条件，在于保障社会长治久安，这就要求政府加强自身建设、形成廉洁高效、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视野、预判能力和未雨绸缪的中远期规划的强大治理能力，旨在构建长期有利于家庭、企业、政府相互激励、相互约束、平衡发展的社会生态，实现“三种生产”良性循环。
显然，这并不是所有政府都能做得到的。有意愿不等于有能力。政府缺失治理能力、行为不当、出台错误政策、产出劣质公共产品，那就是政府失灵，同样会引起社会混乱。
3、政府应对AI危机的目标、方法和路径
提高政府“按力分配”权重的目的，旨在保护市场配置资源的优点，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维护“两种生产”的平衡。具体方法和路径，目前看具有可操作性的举措有五项：
一是短期看，直接给居民家庭发钱。图一显示，AI高效推动生产力增长，使第一、二象限企业再生产领域充斥着过剩资金，而第三、四象限家庭人口生产领域资金不足。适度从企业生产领域抽取过剩资金，转而发钱给居民家庭以扩大消费，是缓解“生产力超前、生命力滞后”危机最简单、最直接、立竿见影的有效方法。
二是长期看，设立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制定并实施“全民持股”计划和全民基本收入计划，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同步分享经济发展、其中包括AI推动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红利。
三是优化税收结构，设计并开征“算力、算法税”。超级AI大公司及大规模使用AI的超级个人，像环境污染一样，会发生“收益内化、成本外溢”效应。例如AI造成大量失业，就是AI外溢的社会成本，必须由AI使用者缴纳社会保障税来承担。
四是在公共领域例如有关全球气候变暖、环境保护等涉及国家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领域，开拓全新的工作场域、创造新的工作岗位。政府可以征用“AI社会保障税”拓展社会保障体系的职能和覆盖范围，实施大规模再教育再就业工程，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劳动力流通蓄水池”，帮助求职者实现职业转型。开拓这些场域，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有企业缺乏意愿和能力，政府则大有可为、前景广阔。
五是从战略高度全方位关注、支持市场机制和AI发展自然创造出的新的工作岗位、新的行业产业、新的就业形态、新的雇佣劳动关系。
除以上举措外，政府还应加大对AI发展的监管力度，必要时对其中关键部分实施国有化改造。
（六）合作博弈：“大三权分立与制衡机制”下的按需分配理想
人类社会的财富分配，是通过现实生活中人与人、机构与机构、组织与组织的竞争来实现的。不存在一个超人类的“上帝之手”客观公正地安排“你想要什么就给你什么”式的“按需分配”。那是躺在空中楼阁做梦。
人的本性，遵循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收益的经济原则，这决定了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之间，总是处于经济利益或政治利益的竞争之中。这并非坏事，因为正是由于永不停歇的竞争，社会才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进步动力。
竞争分为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是在法治规则、信息透明基础上的竞争，参与者对此形成共识，旨在通过竞争实现共赢；非合作博弈基于参与者实力乃至暴力，信息不对称，追求的是赢者通吃。AI进化，如果能促进信息透明、法治规则的建设，则有利于合作博弈发展，遏制非合作博弈扩张。
本文关注的是家庭、企业、政府之间的合作博弈，关键是合理配置家庭权利、企业权利、政府权力，形成包括明晰产权在内的权利与权力配置的“立体三角平衡”（图2显示了四个相互关联的三角）。
AI的发展，要求提高政府“按力分配”权重，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力可以无限扩张。过度的权力扩张，不仅会压制企业创造力和家庭生命力，还将通过“三种生产”相互依存的传导机制，最终反噬政府。因为权力的稳定建立在社会稳定和秩序的基石之上，企业和家庭提供税基税源，缺失了企业活力与家庭幸福，政府权力的基石就坍塌了。
合作博弈基于和合主义哲学思维，要求合理配置家庭权利、企业权利、政府权力，形成制度性安排，构建一种超越立法、行政、司法“小三权”分立与制衡机制的“大三权”分立与制衡机制，这是确保“三种生产”良性循环的人类社会的最高制度安排。
需要反复强调，“大三权”分立与制衡机制的核心诉求，是确保权利与权力配置合理。所谓合理，即以法治方式赋予家庭个人以足够但有边界的权利、赋予企业以足够但有边界的权利，赋予政府足够且有边界的权力。家庭、企业、政府三者之间有着明晰的权利、权力边界，同时又通过合作博弈形成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社会生态。
在这个社会生态中，家庭有足够权利追求幸福进行人口繁衍；企业有足够权利追求利润进行资本积累和再生产；政府有足够权力确保公共产品生产和供给。三者相辅相成、相互制约，通过合作博弈满足三方需要、推动“三种生产”良性循环。这就是“大三权分立与制衡机制”下按需分配的终极理想。
在“大三权”分立与制衡机制中，政府因其控制着国家机器而处于主导地位，也因此负有主要责任。政府不可越界损害家庭生命活力和企业创新力，必须秉持和合主义思维，推进家庭、企业、政府三方合作博弈，避免非合作博弈。
如果政府只追求权力不顾民生，将破坏“大三权”分立与制衡机制的“立体三角平衡”，导致家庭、企业、政府陷入非合作博弈。其极端表现，在一国范围内就是社会秩序崩坏、动荡、革命，乃至战争。
从世界范围看，人类社会还没有构建起一个有效的世界政府，因而全球范围内的财富分配、权利与权力配置，长期处于非合作博弈的逻辑之中。
如果能建立一个包容多种文明与制度模式且具有足够权威的世界政府，可以向全人类提供公共产品、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博弈，那么，人类社会将进入“和合主义社会”，就能真正实现全人类社会的按需分配了。遗憾的是，这还只是美好却渺茫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