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三十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规范化建设进程中，实证研究方法从补充性研究工具，逐步演变为学科评价体系里的核心标尺，形成了单一实证范式泛化的学术生态。这一范式长期主导，在推动社科研究规范化的同时，催生了深层的学术客体化困境：中国学者容易习惯于以西方理论、西方研究议程、西式方法论框架为先行前提，将自身定位为本土经验材料的提供者、域外学说的阐释者，而难以把西方历史叙事、理论范式、知识生产传统作为被分析、被解构的研究客体，建立立足中华文明与中国实践的学术主体意识。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不能仅仅停留在研究观点与结论的本土化调整，更需要理顺“实证方法的工具属性”“学者的主体—客体身份定位”“知识生产的制度环境”三者的关系，破除方法论教条带来的主体性消解，从研究范式、人才培养、学术评价、学科制度层面完成系统性的“去客体化”转型。

一、概念界定：三个核心变量的内涵

（一）泛滥化的实证主义：从研究方法到评价教条

实证研究、量化分析、经验调研本身是现代社会科学重要的研究工具，侧重以经验事实、可观测材料、逻辑验证提升研究的严谨性。但在长期的学科考核、期刊发稿、课题评审的制度导向下，“实证=科学、思辨阐释=非严谨”的单一价值排序逐渐固化，出现了唯量化、唯模型、唯西式实证范式的倾向：

研究选题向容易量化、符合海外主流实证范式的议题倾斜；研究写作形成“梳理西方文献—套用理论模型—使用本土数据检验理论”的固定格式；历史谱系分析、文明比较研究、知识社会学批判、长时段结构阐释等偏反思性、质性阐释的研究路径，在评价体系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

此时的实证不再是多元工具箱里的一种方法，而成为规训研究方向与思维方式的制度性标尺。

（二）社科研究者的客体化困境

学术客体化，区别于主动的学术借鉴与学术对话，指在知识生产的分工格局与范式规训下，本土研究者丧失自主设问、自主建构分析框架的主体地位：

1. 议程的被动跟随：研究问题的来源更多追随海外学界热点，而非从中国历史文明传承、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文明互鉴的本土重大真问题出发自主提出问题；

2. 分析框架的外部依附：将西方特定历史语境下生成的理论范式默认为普适性分析工具，较少去考察这套理论生成的时代背景、圈层立场、地域局限，缺少“把西方知识当作历史客体来解剖”的反思训练；

3. 身份分工的固化：在跨学术对话中，不自觉形成“西方生产理论范式，中国提供田野经验”的分工模式，学者的价值更多体现为验证外来理论，而非提炼原创性分析视角解释中国、观察世界。

这种客体化不是外部强制灌输的结果，更多是长期单一方法论训练、评价制度导向共同塑造的思维惯性。

（三）自主知识体系：超越观点自主的体系性建构

自主知识体系的浅层理解，是产出不同于西方的观点、概念与结论；其深层内涵，是知识生产全链条的主体性：自主提出时代问题、自主选择适配研究方法、自主建构概念与分析框架、自主确立学术评价标准、自主开展平等的文明学术对话。

它包含两层关键维度：一是思维层面的主体自觉，具备谱系学、知识社会学的反思能力，既吸收域外优秀成果，又能够辨析其历史局限性；二是制度层面的体系支撑，通过多元化学术评价、本土学术阵地建设、长周期原创研究扶持，为主体性知识生产提供制度土壤。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对立面，不是拒绝实证方法，而是拒绝被单一范式绑定、拒绝被动客体化的知识生产模式。

二、三重变量的内在因果链条：实证范式泛化如何催生客体化，又制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1. 第一层：制度评价导向下，实证范式的工具异化为规训力量

在社科发展的阶段性历史进程中，推广实证研究，初衷是克服过去空泛议论、经验模糊的短板，提升学术规范性。但当评价体系把实证范式设置为更高的发稿、立项、晋升门槛之后，青年学者与研究团队会优先适配这一制度要求：优先选择更易使用西式实证方法的选题，优先遵循海外社科论文的写作范式，优先引用前沿西方理论作为研究起点。

长期的路径依赖，会慢慢弱化两种能力：一是宏大历史结构分析的能力，二是将外来理论客体化、历史化、语境化解析的能力。研究者更擅长用给定模型处理碎片化经验数据，而不习惯追问：这套理论因何而生、为谁而生、在何种历史环境下形成了它的问题意识。

2. 第二层：思维训练偏向，造成“只会用理论，不会解剖理论”的能力失衡

单一实证训练的核心，是训练“应用理论验证经验”的能力；而把域外学说、历史叙事作为客体来分析，依靠的是历史思想史、知识社会学、文明比较、批判阐释的训练。

当后者长期在学科培养方案中被边缘化，研究者的认知模式会出现偏向：

习惯于把西方理论当成既定的分析前提，而非一个需要被放置在其社会历史、族群圈层、时代环境中考察的“历史产物”。回归我们此前讨论的案例：域外记者、域外历史写作的选题偏好、问题意识，本身是被其所处的媒体机构、时代环境、集体历史记忆塑造的客体；但如果长期缺少客体化分析的训练，本土研究就容易停留在转述对方的公开自述、表层文本，难以开展更深层的结构性分析。这正是单一实证范式长期主导带来的能力短板。

3. 第三层：客体化的学术生态，反向拉高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成本

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创新，往往诞生于对既有范式的反思、对本土长周期实践的提炼、对不同文明知识传统的比较整合。而客体化的学术生态下，研究的创新评价标准偏向“在西式范式内做精细化修正”，而非“建构新的分析框架与问题体系”。

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单一实证评价→学者思维依附与客体化→原创性本土范式生长空间不足→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更多停留在口号层面，难以转化为稳定的学术成果与学术传统。

简言之：方法论的单一化→思维模式的依附化→学术身份的客体化→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深层瓶颈。

三、纠偏的路径：重建多元方法生态，以去客体化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一）厘清方法的工具属性：回归“以问题定方法”，而非“以方法定问题”

破除“唯实证科学论”的教条，确立方法多元主义：实证量化、田野调研、历史制度分析、谱系研究、文明比较、理论阐释，都是服务于不同研究问题的工具。研究复杂的历史进程、文明互动、知识生产的结构性问题，需要历史阐释与批判分析的方法；研究社会微观经验现象，可以运用实证量化方法。

不再把某一种研究方法作为评判学术价值的硬性标尺，而是以研究问题的属性，匹配适配的研究路径。这是破除方法论依附、培育主体意识的起点。

（二）培育双向分析能力：既用外来理论观照中国，也以中国视野客体化分析域外知识

学术主体意识，体现在双向的认知姿态：

一方面，合理借鉴域外成熟的研究方法与分析工具解释中国实践；

另一方面，把西方的理论、历史叙事、知识生产群体、媒体与学术圈层，视作特定历史与社会环境的产物，作为研究客体开展谱系分析、语境分析、结构分析。

在研究生培养、学科课程设置中，强化知识社会学、思想史、比较文明研究的训练，补齐“客体化分析”的能力短板，改变只学习理论、不解剖理论生成过程的培养模式。

（三）改革学术评价制度：以制度设计消解客体化的制度诱因

“破五唯”的深层目标，是破除单一范式、单一外部评价标尺的制度绑定：

1. 构建多元同行评议体系，区分不同学科、不同研究类型的评价标准，对原创性理论建构、历史长时段研究、文明比较研究给予专门的评价通道；

2. 优化科研立项的顶层设计，面向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文明传承、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本土原生重大议题设置研究方向，引导学者从本土真问题出发形成问题意识；

3. 做强本土权威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培育扎根中国历史与实践的学术评价传统，减少对海外评价体系的过度依附。

（四）把握开放与自主的辩证边界：拒绝闭门造车，也拒绝仰视依附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去客体化”，不是文化排外与学术封闭，而是建立平等的学术主体姿态：在文明互鉴的开放环境里，主动甄别、吸收、转化域外有益学术成果，同时立足于中国历史实践与文明传统提炼原创概念、范式与话语，实现从“被动引进知识”到“自主生产知识、双向文明对话”的转型。

四、结语

实证研究方法本身没有对错，真正的问题是单一实证范式被拔高为唯一的“科学标准”之后，形成的方法论教条、思维依附与学术客体化困境。实证范式的过度泛化、社科研究者的客体化、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现实瓶颈，三者构成了相互塑造的结构性关系。

新时代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不能仅仅在研究观点层面求自主，更要在方法论生态、思维能力训练、学术评价制度、知识生产模式上完成深层转型：让实证回归工具本位，培育把域外知识客体化分析的学术主体能力，以制度多元性滋养知识生产的原创性，最终形成扎根中国、面向世界、兼具历史深度与现实解释力的自主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