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之恶：价值如何被遮蔽,平庸之恶的理解

一、底层体验

一个从底层挣扎着向上走的人，最怕的从来不是穷。

穷是可以忍的，忍一忍，再忍一忍，咬咬牙也就过去了。穷也是可以改变的——穷则变，变则通，只要心还没死，人总还能找到一条路。真正让他喘不过气的，是那种无处不在的精神围剿：评头论足，指指点点，歧视，讽刺，嘲笑——被人从根上判定“你这不行、那不行”，让你自己也慢慢觉得自己确实不行，连主动争取的念头都熄灭了。哀莫大于心死，心死了，人就真的沉下去了。

他做的事情往往不差，为人处事也不比谁含糊。他缺的从来不是能力，只是一个机会，一点信任，或者一句“你试试看”。更多的时候，他是顶着冷眼和嘲笑，一个人埋头往前走。

《红楼梦》里有两个人物，给人印象极深。一个是刘姥姥——她进荣国府，满屋子的人拿她当笑话，她却不恼不慌，活成了整部书里最通透的人物之一。一个是小红——怡红院里的三等丫头，连给宝玉端洗脸水的资格都没有，被大丫头们各种讽刺挖苦，但她没有沉下去，靠着自己的利落和实干，最终被凤姐看中，一步一步走了出去。不过，能走出这一步的人极少极少，命运很少眷顾这些努力向上的底层人。

刘姥姥和丫鬟小红有一样共同的质地：她们比身边的人都清醒、都通透，善良厚道，也都有不俗的韧性。这在底层是极难得的品质——因为绝大多数人在那样的环境里，走着走着就走不动了，要么被压垮，要么被同化，要么被扭曲，慢慢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而她们扛住了。可她们的处境，并不允许她们舒展地活着——身边太多挖苦、太多讽刺、太多等着看笑话的人。她们只能按自己的方式硬扛着往前走，扛住了就走出去，扛不住就沉下去。心志上弱一点，情绪上垮一点，或者恰好那天没有遇上那个肯正眼看她们的人——她们就会变成无数沉默者中的一个，没人记得，没人提起。

但小说是小说，现实是现实。现实中更多的版本，是扛不住，沉下去，然后被遗忘。

底层之间的互相挖苦、排挤，十八个心眼，比穷苦本身更痛苦，更磨人。罗素在《幸福之路》中有过一个类似的观察：乞丐并不嫉妒富翁，他只嫉妒比他多讨到一块钱的乞丐。同一处境里的人互相踩踏，比上层的冷漠更诛心。你的努力像镜子一样照出他们的无力，为了让自己舒服一点，他们必须把你拉下来——“装什么清高？”“别做梦了，咱们都是这命。”物质上的穷，穷的是身；人际关系上的这种苦，苦的是魂。

歧视和嘲笑本身，并不能说明谁比谁差。真正可怕的是，底层内部那种相互撕扯的惯性，会让那些本来有出路、本来可以走得不错的年轻人，走向扭曲，走不出来。大多数人在这种挤压中，慢慢变得平庸了——不是他们本来不行，是环境不允许他们行。

鲁迅在《呐喊》自序里写过一个比喻：一间铁屋子，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不久都要闷死了。平庸之恶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此——它不需要谁动手杀人，它只需要所有人都在铁屋子里沉睡，谁要是醒过来，反而要被嘲笑“你怎么醒了”。这些排挤和挖苦，大多数时候是无心的、习惯性的，但它对整个生态的健康、活力和创造性毫无助益——它只制造内耗，让空气慢慢变得稀薄，让所有人都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力气。平庸之恶的起点，就藏在这些看似没什么大不了的日常里。

二、平庸之恶的根源

这让人想起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恶”。

她坐在耶路撒冷的审判席前，注视着那个叫艾希曼的纳粹军官。此人负责运送百万犹太人至集中营，手段高效，面无表情。阿伦特本以为会看到一个恶魔，结果看到一个普通人——平庸、刻板、满口套话，甚至有点滑稽。她写下了一句后来被反复讨论的话：“他并不愚蠢，他只不过不思考。”

不思考——这是平庸之恶的第一张面孔。它不需要狰狞的面目，不需要邪恶的动机。它只需要一个人放弃追问、放弃判断，把自己完全嵌入某种惯性当中，照章办事，随波逐流。制度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大家都在这么做，我就这么做。至于对不对、合不合理、有没有人因此受苦——不再过问。

第二张面孔，是冷漠。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知道有人在受苦、在挣扎、在被排挤，但他不关心。这事与他无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看见了，然后把头转开了。

第三张面孔，最为隐蔽，也最为常见——助纣为虐，并以“合理”的方式自我合理化。我这里说的助纣为虐，不是有预谋的主动作恶，而是在“大家都这样”的自我催眠中，不知不觉地递出了那把刀。你见过这样的场景：一个人站在楼顶边缘，摇摇欲坠。下面围观的人群里，有人喊：“跳啊，别浪费大家时间！”有人举起手机直播，催他快点。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人经历了什么。但那些催促他跳下去的人，并不觉得自己在杀人。他们觉得自己只是在凑热闹。甚至觉得：我不喊，别人也会喊。

这就是第三张面孔的核心逻辑：“我不做，别人也会做。”他用这句话把自己从“作恶者”的位置上摘了出来——既然别人也会做，那我不过是替代品，没什么好指责的。更隐蔽的一种理由是：“我只是犯了一个常人都会犯的错误”“我觉悟不够高，品味不够好”——他把自己的参与降格为一种普遍的人性缺陷，而不是主动的选择。他用“大众合理化”的身份，把自己包裹在群体的安全之中，然后心安理得地递出了那把刀。而事实上，正是因为他做了，正是因为他推了那一把、喊了那一声——那条救命的稻草，被彻底斩断了。

这三种状态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它们常常重叠在同一个人身上，同一个人在不同情境下也可能依次经历这三种状态——今天他是“不思考”的旁观者，明天他可能成为“冷漠”的沉默者，后天他也许就加入了“助纣为虐”的行列。这不是人性的本质，这是环境的塑造。

这三张面孔，共同拼出了平庸之恶的全貌。有人不思考，有人冷漠，有人主动参与并以“大家都这样”来安慰自己。但无论哪一种，最终的结果都一样：整个生态在向下滑行，逐渐失去光彩。

阿伦特说，这种“思维的匮乏”比恶意本身更危险。恶意至少还有主体意识，还能被识别、被追究；而不思考、冷漠、随波逐流，是一种精神上的缺席。它让普通人变成系统的齿轮，让日常行为变成结构性的伤害。

更深一层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放弃思考、选择冷漠、甚至参与其中？

文化惯习的浸泡——从出生起就被一套“该怎么做”的逻辑包围，久而久之，人不再问“这合理吗”，只问“别人是不是也这样”。生存焦虑的挤压——当一个人的心智带宽被“活下去”占满时，他没有多余的容量去反思。环境的同化——一个“不一样”的声音在群体中会感受到强烈的压力，要么被排挤出去，要么闭嘴融入。还有一层更隐蔽的：作恶的成本太低，而沉默的收益太高。不思考是安全的，冷漠是省力的，跟着踩一脚还能获得一点廉价的优越感——“我不是最惨的，至少我还能嘲笑别人”。

平庸之恶不是某个人的道德缺陷，它是一种环境病。当反思被视为“矫情”，当追问被视为“找茬”，当“大家都这样”成为终极理由——不思考就成了默认选项，冷漠就成了最佳策略，助纣为虐就成了“识时务”。

而这一切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让整个社会走向“万马齐喑究可哀”。没有人再追问了，没有人再反抗了，没有人再“不一样”了。大家都不再讲话，但恶的元素已经布满了日常。它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屠杀，它是一种缓慢的、无声的、日复一日的窒息。平庸之恶不杀人，但它让真正有才华的人“社会性死亡”；它不违法，但它用“不看见”完成了对价值的系统性遮蔽。

它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它是一个生态问题——是整个社会本身在病态地运转，而所有人都觉得“本该如此”。

三、生存的前提

平庸之恶的土壤，并非凭空而来。它需要特定的条件才能滋生、蔓延、扎根。

其中一个最容易被忽视的条件，是生存焦虑。

一个人在被生存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是很难有余力去“善”的。没有面包的人，全部注意力都被生存占满。他要操心下一顿饭、下个月的房租、孩子的学费、父母的药费。心智带宽被锁死在“活着”这个最低目标上，没有多余的容量去思考“什么是对”“什么是善”“什么是长久”。不是不想，是不能。

这就是为什么良善的生态在底层尤其难以形成。一个饥饿的人看见一块面包，第一反应是“抢过来”，而不是“这该属于谁”；一个长期被生存焦虑浸泡的人，本能反应是“先保住自己”，而不是“照顾别人”。这不是道德败坏，这是生存优先。这不是为恶辩护，而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一个社会要想让人有道德，首先要让人有活路。

哲学家赵汀阳在《论可能生活》中曾深入探讨过这一问题：当生存成为问题时，一切意义问题都退居其次。生存是第一性的，道德是第二性的。没有面包的电梯，到不了善的楼层。

沈从文在《边城》里写过一个摆渡的老人，日子清贫，却从不向过渡的人多收一分钱。他没有把这写成道德说教，他只是呈现：一个人哪怕再穷，只要心里还有一点余裕，就能守住善良。而他守住的不仅是善良，更是一种安心、一种踏实——人活一辈子，心里踏实就是最大的幸福感。这种余裕，不需要富有，只需要不被生存压垮。问题是，当生存本身已经把人压到喘不过气的时候，那一点“余裕”恰恰是最先消失的东西。

掌握流量和话语权的人，往往对“生存”没有概念——他们不知道一个人在没有退路的时候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他们坐在有面包的桌上，责怪那些饿着肚子的人吃相难看。这本身就是一种傲慢。

平庸之恶之所以在底层尤为普遍，除了“不思考”的文化惯习之外，还有一个更深的根源：生存焦虑挤占了道德思考的空间。当一个人所有精力都用在“活下去”上时，他就很难有余力去“活得好”或“让别人也活得好”。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的“培养善之根”，不能只停留在精神鼓励的层面。要让善良的人有力量善良，要让努力的人看得到希望，就必须给他们最基本的东西——机会、公平、一个“努力可以被看见”的环境。不是施舍，是给他们的善良提供一个不被打垮的基础。

否则，我们一边要求底层人“善良”，一边不给他们活路——这本身就是一种精致的残忍。

四、三股遮蔽的力量

有价值的成果理应被看见，有能力的学者理应被重用。这本是天经地义的逻辑。但在现实中，这条朴素的道理正在被三股力量合围绞杀：资源把门者的傲慢、人为设框的排他、算法遮蔽的选择性失明。三者同根同源，共同指向同一个事实——价值正在被系统性遮蔽。

遮蔽是分配不公的前置条件。一个人如果连“被看见”的资格都没有，他就根本进入不了分配的程序。这是一种比“不公”更底层的剥夺。

这三股力量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都是通过某种“标准”完成了对价值的筛选，但这个标准本身并不关心什么是真正的价值。它只关心你是否符合预设的参数——符合的留下，不符合的淘汰，至于你实际创造了什么、贡献了什么，不在它的考量范围之内。

第一股力量，是傲慢。

价值被看见，本应是天经地义的事。一篇论文有创见，就该被发表；一个学者有真才实学，就该被重用；一个认真做事的人有实际贡献，就该被认可。但在现实中，这条朴素的逻辑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逻辑：能不能被看见，不取决于价值，而取决于谁手里攥着那把钥匙。

山东大学教授、《文史哲》主编王某某，在《中华读书报》发表悼念文章，本应缅怀故人，却引爆学界舆论。他在文中坦然自述，凭借与几位期刊主编的私交，自己常年发文畅通无阻；更直言自己门下学生“从无发表难题”，“哪怕是本科生，也能轻松拿下核心期刊版面”。而面对青年学者C刊投稿无门的集体困境，他当场驳斥：“发不出稿子，不能抱怨期刊、不能埋怨环境，根源只在于自己写不出优质文章”。

一个从未体会过“投稿石沉大海”的人，把圈层红利当成个人本事，居高临下地告诉那些在C刊录用率常年不足10%的困境中挣扎的青年学者——你们不行，怪自己。这不是指导，这是傲慢。

正如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所论述的“存在先于本质”——人是先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然后才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定义自己。但现实中，很多人连“存在”的机会都没有，他们的定义权在出生前已经被圈子和门第写好了。傲慢的结果，是价值的遮蔽。

第二股力量，是人为设框。

手握人事大权的“守门人”们，守着职称、年龄、学历一道道硬杠杠。内蒙古包头市委讲师团人才引进中，三名曾于2023年入围的面试者再度“巧合”登榜——调查组通报：存在“因人设岗”。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可能就因为年龄超了几个月、学历差了一行字，被永远挡在门外。

制度社会学的常识告诉我们：规则的本质不是为了限制人，而是为了确保公平。但当规则被滥用、被固化、被用来服务特定群体时，它就从一个“工具”变成了“墙壁”。这堵墙不关心你是谁、你有什么能力、你能贡献什么——它只关心你是否符合预设的参数。不符合，就挡在外面。

第三股力量，是算法遮蔽。

论文代写代发已形成完整的黑色产业链，有的“论文工厂”年运作论文量超18万篇，年收入数千万元。一篇985高校博士的论文被处理后，在知网检索中彻底消失，只留下一个空白条目。

算法看似中立，实则从来不是中性的。算法是人写的，推荐规则是人定的，算力投向哪里是人选择的。让垃圾被看见，让价值被淹没，这是一种披着技术外衣的价值判断。

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有一个著名论断——“媒介即讯息”。意思是说，媒介本身传递的信息，往往比媒介承载的内容更重要。在算法的语境下，这个逻辑被进一步推演：算法即权力。谁掌握了算法，谁就掌握了“什么东西被看见、什么东西被淹没”的决定权。而当算法被商业化、被流量化时，价值的标准就被彻底置换——不是“什么好”被推荐，而是“什么能留住用户”被置顶。深度内容沉底，垃圾信息霸屏。这不是技术的冷漠，这是有人做了选择。

算法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它算出来的结果，决定了谁被看见、谁被淘汰、谁有机会、谁被挡在门外。它在分配注意力、分配机会、分配可能性。这种权力看不见、摸不着，却比许多看得见的权力更加无所不在。

傲慢关上的是门，设框圈定的是边界，算法抹去的是痕迹。三者合围，结果只有一个——真正该被看见的人、成果和价值，最终沉在了最底下。

五、流量的扭曲

如果说第四部分讲的是线下的遮蔽——学术圈、招考系统、评价体系——那么这一部分要讲的，是线上的延伸。一种更隐蔽、更让人无力的扭曲。

当公共服务的正义迟迟不来，当该有人管的事始终没人管，当弱者求助无门、投诉无路的时候，人们只能转向另一个东西：流量。

于是我们看到一种荒诞的生态：一个普通人受了委屈，跑遍衙门没人理，发到网上却一夜爆红；一个该由公共机构提供的服务，迟迟不到位，直到某个网红介入、某个视频刷屏，问题才被“看见”。大家疯狂点赞、疯狂转发，像是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寄托希望的“包青天”。

但这个“包青天”是流量给的，不是制度给的。

点赞完了，转发完了，情绪释放了，感动也感动了——然后呢？问题解决了吗？该不作为的还是不作为，该缺失的服务还是缺失。大家只是心里多了一杆秤，但那杆秤只在心里，落不到地上。

社会学家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曾有一个深刻的观察：当代人更愿意在情感上“参与”远方的苦难，而不愿意在行动上“介入”身边的问题。点赞和转发是一种低成本的参与，它在乎的是情绪体验，不是结果。情绪释放完了，参与也就结束了。而那个被消费的人，仍然在原地。

哲学家韩炳哲对此有更犀利的诊断。他指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后叙事时代”——泛滥的信息“窒息了故事的精神”，我们不再向别人讲述有意义的故事，而是疯狂地交换信息，发帖、分享、点赞。叙事承载意义、凝聚共识，而信息只是数量的累积，不承载方向。当讲故事变成“卖故事”，贩卖的实质就是情绪。故事的质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把你要卖的不管什么东西卖掉”。这正是流量生态的底层逻辑：流量消费的不是真相，是情绪；它不解决问题，只消化问题。

更扭曲的是，当这种模式被反复验证，它就会变成一门生意。有人专门去找这种题材，去发现、去夸张、去煽动情绪，因为越极端的故事越能获得关注。真正的问题被消费了，被消化成了一次性的情绪商品，然后被丢弃。当事人得到了片刻的关注，却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围观者宣泄了情绪，却没有改变任何东西。

韩炳哲还指出，流量时代还有一种更深层的异化：我们正在经历从“物品时代”向“非物时代”的转型——信息取代了物，成为定义我们环境的主要方式。我们在智能手机上浏览、点赞、滑动，却越来越失去与真实世界的接触。社交媒体让我们退回到“自恋的状态里，再也无需面对他者的未知”。这就解释了平庸之恶中“冷漠”的深层根源——当他者消失，当“不一样”的人从我们的视野中淡出，我们自然不再关心与自己不同的人，自然不再追问他们的处境。

本该提供服务的部门流于形式，本该伸张正义的制度形同虚设，而群众只能在键盘上行侠仗义，在流量中寻找慰藉。狂欢之后，一切照旧。这种“照旧”正在消耗人们对制度最后的信任。当所有人都不再指望制度时，制度就已经名存实亡了。

流量不意味着正义，它只是一个放大器。它放大了问题，也放大了情绪，但它从来不解决问题。真正的正义，从来不建立在热榜和点赞之上。

六、立场

我们花了很长的篇幅来剖析平庸之恶——它如何从底层的互相排挤中滋生，如何在“不思考”“冷漠”“助纣为虐”三张面孔中蔓延，如何通过傲慢、设框、算法三股力量遮蔽价值，如何在流量的扭曲中消费情绪而不解决问题。

这些问题不是某一个人的错，但它们正在让整个社会生态失去活性，走向“万马齐喑究可哀”。

国家层面已经注意到了一些问题。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深化“帽子”治理，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这些动作说明，价值被遮蔽、评价体系僵化、人才流动受阻——这些问题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需要制度层面回应的结构性困境。

但制度能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它可以打破条框，可以改革评价体系，可以优化算法规则——但它无法强迫一个人去思考、去关心、去选择善。制度给不了的东西，恰恰需要每一个人在日常中用自己的选择去承担。

所以我们必须在个人立场上做清晰的切割。

我们拒绝成为“不思考”的人。不随大流、不照章办事而不问对错、不把“大家都这样”当作停止追问的理由。思考是孤独的，但正如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所追问的：思考究竟有何用处？她的答案是——思考也许不能让人免于犯错，但它至少能让人在面对恶时，不至于毫无察觉地随波逐流。思考是孤独的，但它是我们抵御恶的最后凭借。

哲学家赵汀阳曾有一个更为直白的观察：当社会出了难以解决的问题，就会鼓励娱乐和体育，用轻浮的精神结构取代深刻的思想。他认为，人民需要的是思想，而不仅仅是娱乐和知识。所谓思想，不是记住现成的答案，而是“去想他人、社会、国家和世界”。平庸之恶的根源是“不思考”，而对抗它的根本力量，就是恢复这种“去想大事情”的能力——不是知识储备，不是情绪宣泄，是思想本身。阿伦特说思考是孤独的，但她没有说思考是软弱的——它恰恰是我们最坚固的防线。

我们拒绝成为“冷漠”的人。看见了，但不关心；知道了，但不作为。冷漠不是中立，冷漠本身就是一种选择。当你对恶保持沉默时，你就已经站在了恶的一边。

我们拒绝成为“助纣为虐”的人。不递那把刀子，不做压路机的轮子，不在别人站在悬崖边时喊“跳啊，别浪费大家时间”。更不拿“我不做别人也会做”来安慰自己。别人做不做，与你无关；你做不做，决定你是什么人。

这三种拒绝，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道德要求，而是对自己最基本的交代。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选择去看见、去培养。看见那个在嘲笑中依然认真做事的人，看见那个在被排挤中依然坚持原则的人，看见那个在底层挣扎向上、顶着压力不肯放弃的人。看见他们，肯定他们，告诉他们“你这样是对的，再坚持一下”。善是需要回应的，没有回应的善，会在漫长的沉默中慢慢枯萎。

古人讲“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在两千多年前就明白的道理，我们不应该忘记。道德需要基础，善需要土壤。不解决生存问题，只谈道德建设，是缘木求鱼。没有面包的电梯，到不了善的楼层。

更准确地说，这是人民的生态学立场——我们关心的是整个社会生态的健康、活力和可持续性。平庸之恶之所以有害，不是因为它对某一个人造成了多大的伤害，而是因为它会让整个生态走向沉沦。当一个社会里认真的人被嘲笑、坚持的人被排挤、创新的人被扼杀，这个社会就不可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所站立的地方，就是生态本身。我们是什么样的土壤，决定着什么样的种子能活下去。

这个立场可以归结为三句话：

对恶，不参与，不纵容，不沉默。

对善，去看见，去肯定，去培养。

对自己，不麻木，不放弃思考。

平庸之恶会传染，善也一样。改变不需要等谁来赐予，它从每一次“不跟着踩”开始，从每一次“肯定认真的人”开始，从每一次“停下来问一句为什么”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