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跋公

　　近年来，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不断加剧，从高端芯片出口限制到大模型竞争，再到开源生态建设，双方博弈持续升级。上半年中美元首会晤后，两国同意启动政府间AI对话机制。最近发生的“Mythos–Fable”风波传递出一个信号，即国际社会合作管控AI安全风险至关重要。7月14日，布鲁金斯学会刊登了其技术创新与治理研究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马克·麦卡锡（Mark MacCarthy）与美国前外交官、近年专注于前沿科技政策研究的客座专家卡尔·朔南德（Carl Schonander）的文章，探讨了中美如何在AII领域开展技术性合作以降低潜在风险。

　　他们认为，两国领导人为重启政府间降低AI风险对话带来了契机。中美在AI领域最需要建立的，并不是限制彼此发展的“AI军控式协议”，而是围绕共同风险展开持续、专业、务实的技术合作。两人建议避免将出口管制、开源模型和模型准入等问题混入双边AI对话之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双方在网络安全、生物武器和AI可靠性等议题上取得实质进展。

　　AI不应该是竞争议题，合作应聚焦共同风险

　　两人在文章中认为，AI风险治理不应该成为新的战略博弈工具，而应聚焦那些双方都必须面对的共同挑战，包括AI模型风险。例如，AI被用于发动网络攻击；AI帮助制造或部署生物、化学甚至核武器；可能对关键基础设施造成灾难性损害的幻觉、缺陷代码和错误建议；模型安全测试机制、红队演练（red teaming）以及安全对齐（Alignment）等技术问题。这种讨论模式是一种持续的信息共享机制，排除了“一方的行动取决于对方是否采取相同做法或作出让步”的情况，即双方不会因为对方同意才去采用测试、实施安全协议或限制AI发展。

　　▲7月1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在上海举行。

　　两人称，这种对话本质上不是谈判，而是两国围绕双方共同认可的具体风险问题，分享各自的认知、评估方法以及缓解技术，即识别、评估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实践。对话将是持续且定期的，双方将定期通报最新进展，并可承诺在出现重大或紧急情况时，超出常规会晤机制，及时主动联系对方。

　　不过，为了让两国的讨论沿着正确轨道推进，两人认为目前最现实的路径，并不是签署一份类似核军控的国际协议，因为当前中美互信有限，AI技术发展速度又极快，任何试图一次性达成约束性协议都难以成功。相比之下，更可行的方式是建立长期、稳定的政府间技术交流机制。

　　这种机制应具备几个特点：

　　首先，参与者不仅要有政府高级官员，更要有真正从事AI安全、网络安全、模型评测等工作的技术专家。

　　2024年中美在日内瓦举行AI对话时，双方参会人员职位不匹配，美方是由时任白宫特别助理塔伦·查布拉（Tarun Chhabra）和国务院官员瑟斯·森特（Seth Center）领衔的技术专家团队，而中国代表团则由政治与外交官员组成。结果，讨论偏离了AI风险与应对措施等核心议题，转向了政治和贸易相关的议题，效果不太理想。接下来对话时，美方应确保派出具备适当授权的高级官员，以对等匹配中方的人员安排，同时还应派出关键政府机构的技术专家。

　　其次，讨论范围应保持聚焦，不应把芯片出口管制、开源政策、美国先进模型是否向中国开放等高度敏感问题纳入议程。两人认为，这些议题属于战略竞争范畴，应在其他渠道处理，而不是影响AI安全层面的合作。

　　比如，双方讨论改善开源AI模型安全性的措施是合理的。但如果美方利用降低AI风险对话来施压中国放弃或限制对开源模型的支持，那将是一个错误。中国的模型几乎全部开源，且中国一直专注于这一发展路径，以将其模型广泛嵌入到国内和国际的技术基础设施之中。中国会将这种压力视为美方利用AI对话来遏制其国家和国际AI竞争力的秘密手段。

　　这也与美国当前对待自身开源模型的政策背道而驰。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去年7月发布的《人工智能行动计划》鼓励开源模型，称其具有巨大的“地缘战略价值”，并表示希望“为开源模型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

　　模型管制也是。6月12日，美国政府向 Anthropic 发出出口管制令，限制外国访问 Fable 和 Mythos。作为回应，Anthropic 将模型从公开渠道下架。此后，美国政府解除了对 Fable 5 的访问管制，但继续严格限制更强大的 Mythos 5，仅限经批准的美国用户使用。中国机构获取美国最新模型用于防御性网络安全目的可能具有一定价值，但此类举动目前在美国极具“政治敏感性”，不宜纳入中美双边技术对话的议程。

　　▲2024年4月，美国空军宣布AI科技公司安杜里尔和美国通用原子公司赢得协同作战飞机（CCA）无人机项目。

　　再次，双方可以逐步形成一些共同认知，或达成某种谅解，但无需上升为正式的成果。例如，2024年拜登政府时期，中美元首“确认有必要加强国际合作，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应维持由人类控制核武器使用的决定”。但这一共同声明并不构成正式协议，并不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双方都是基于自身或相似的考量，在重大安全问题上达成一致立场，即支持约束AI。这种“共同声明而非共同约束”的方式或许可以作为中美AI对话未来达成任何共同理解的参考范本。

　　最后，随着合作不断深化，中美之间的技术交流未来可以扩展到更多国家，逐步发展为更具结构性的全球机制。

　　两人认为，新机制或许可参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的“跨政府网络”模式，形成类似国际AI安全研究网络的合作机制，共享测试方法、安全标准和治理经验。但这种模式应保持开放、非监管性质和非政治化的特点。

　　两人提到，中国提出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倡议，以及近期G7会议上提出的由美国主导塑造AI规则的联盟设想，属于全球治理或制定国际AI规则的范畴。而目前中美正在进行的降低AI风险的对话，是一个低政治、纯技术的双边合作机制。因此，这两件事应该在单独的、平行的轨道上推进。

　　总之，在两人看来，中美不用追求宏大叙事和短期具体的政治协议，而是要建立持续、务实的专业技术对话。两国的AI对话重点应始终围绕一份有限而清晰的风险清单，以及解决这些风险的技术方案展开，而不是把它变成另一场地缘政治博弈。